社会基层治理：探索中走出“天津特色” ——天津市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纪实

社会基层治理，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天津，2019年全年，28.4万户居民房产证遗留问题、4965个“大棚房”问题、6处中心城区积水重要点位、798条背街里巷脏乱、5871处消防隐患等民生问题被一一妥善解决。除此之外，在庚子年初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市扎牢社区村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截至目前，全市5205个社区村，无一发生社区传播疫情……在这一串串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在这些操心事、烦心事、困难事得到解决的背后，是极具天津特色的“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所发挥出的“奇效”。

“主官”在基层：党建凝聚向心力

2019年的夏天，对于南开区万兴街临江里小区内几栋居民楼里的居民来说，因为解决了生活中的大问题而变得格外的舒心。原来，这几栋居民发现天热之后总会有若有似无的臭味飘进家中，蚊子也比往年多。随着温度的升高，这臭味越来越刺鼻，家里还出现了一些黑色的小飞虫，不明情况的居民们叫苦不迭。社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将情况上报至万兴街，作为“战区主官”，街党工委书记张万年第一时间到居民家中进行了走访勘察，通知各有关部门到现场进行现场合署办公，研究问题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发现，原来是由于临江里小区的地下管道老化出现了渗水积水的问题，一到夏天就会反味招惹蚊虫。最终，讨论了地下水管道的走向、后续污水处理等相关难题后，对地下污水进行了抽排，对管道进行了维护。扰人的臭味消失了，烦人的小虫子也不见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纷纷点赞街道的办事效率。

“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是我市探索出的具有鲜明天津特点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全市被视作国家治理的一个“战区”，16个区、248个街镇、5205个社区村层层划分为“分战区”，各“战区”党委书记就是区域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天津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何德成介绍说：“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既有城市也有乡村，社会治理层层‘战区’的划分，既有利于各级在全域范围内调配资源，也有效避免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的问题，而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机制，则确保了党建引领这条纽带切实发挥作用。”

除了政府部门，党建也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拧成一股绳。河西区解放南路商圈有5家大型卖场、12家大型商业体，过去党组织不健全、市场竞争无序。2018年，“商圈党委”成立，聚焦党建、经济、民生，深入开展27项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也改变了商圈面貌。

目前，“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已被天津83.7%的业主委员会写入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被71%的物业公司写入公司章程。19.6万名在职党员到街道社区报到，确定共建项目7100余个，认领服务项目和群众微心愿25.2万个。

赋权减负：理顺关系 轻装上阵

南开区苏堤路曾一度被称为“足疗一条街”，街道吹响了“冲锋哨”，属地派出所重拳出击，一举取缔足疗店近20家，拘留50余人，周围的人文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群众纷纷点赞。

2018年初，万兴街被确定为天津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地区，2019年被确定为市平安建设“十百千”工程示范点。他们研发了“哨声嘹亮”APP，打造发现问题、分析研判、分转交办、快速处置、考核评价闭环体系，有效推动万兴治乱破难兴居。

“街镇吹哨，部门报到。”我市在充分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街镇机构精简到“1委8办3中心（站）”，赋予街道对有关部门的“吹哨”调度权、考核评价权和人事建议权。和平区新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颖表示，天津以机构改革为依托的“吹哨报到”，重新定义了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基层在获得赋权的同时，也甩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真正得以轻装上阵，保证其在社会治理一线的生命力。

我市很多街镇更进一步对社区村下放权力，激发基层自治组织的活力。今年以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蓟州区下营镇党委决定将各村收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全部返还给村，通过扩大财权增强了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的能力，同时将宅基地安排和使用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全部下放到村，而各村对镇职能部门考核结果直接计入部门绩效，让村干部既有责担事，又有权管事，更有资格说事。

社会统筹联动：平安幸福靠大家

守望相助通常用来形容互助友爱的邻里关系。在北辰区井田公寓社区，守望相助不再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是现实。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莲喜说，在重新划分的网格之下，他们建设了邻里守望互助微信群，楼长担任群主，群成员就是每个楼门栋的家庭成员。“一天晚上社区突然停电，居民议论纷纷，通过邻里守望互助群，我们第一时间得到消息，马上联系电力公司了解情况、恢复电力，保障社区居民正常生活和情绪稳定。”张莲喜说。

为改变各地普遍存在的“七网八网、各自为战”的情况，我市将全市划分全科网格2万2千个，配备了2万4千余名网格员，明确社区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网格长，民警担任副网格长，依托网格化管理和信息化平台，调度指挥各方力量资源，整合熟悉基层情况的社会力量共同实现社会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之中。在此次疫情中，力量在网格集结、科技在网格拓展、机制在网格发力，网格员会同社区民警、物业、业委会、楼门栋长、村民小组长、平安志愿者走进“战疫”第一线，形成上下联动、一体推进，切实把疫情阻击在网格。

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实践中也取得了新成绩，其中令百姓和辖区企业受益最多的，就是他们在全国率先将109个印章审批合一，区、街镇两级95%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只进一扇门”，“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成为常态。这得益于滨海新区建成的三级贯通的网格管理指挥中心，21个街镇、441个社区村三级网格管理机构，统筹整合区域内党建、民政、城市管理、环保、食品安全、禁毒、消防等各类网格资源，打造743个“全科网格”，各部门合署办公，实现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乡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上，滨新新区介绍了经验。

乡贤楼长：纠纷调解第一关

从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和平区朝阳里，到现在“河西大姐”、“北辰百姓”等志愿服务“品牌林立”，社会治理中的百姓自发力量不断壮大。58岁的“河西大姐”王富珍说，志愿者“熟人好办事”，可以有效成为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的润滑剂。

“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南宫村人，年轻的时候离开村里出去当兵，回来复员回到家乡还当过村干部，通过向他人请教学习，我又懂了一些法律知识，乡里乡亲遇到点什么事都喜欢找我，我也愿意给老乡们帮忙，一来二去，没想到还成了乡贤。”刘玉清从事社区物业管理相关工作7年，为人正直、处事公正、懂政策懂法律是群众对他的评价，遇到事大家都爱找他商量。

选举乡贤作为社区第一道调解大门，是武清区摸索出的一条社会治理创新之路。说起这第一位乡贤，那便是在2007年建立的武清区明星品牌“老门调解室”的退休庭长门书祥。

亨通花园社区于2006年建成，是武清区第一个撤村建居社区，搬迁之初，邻里纠纷、物业管理、拆迁遗留问题方面的矛盾纠纷不断。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细致调研，街道党工委决定聘请一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懂法善言的乡贤来担任亨通花园社区调解员这一重任，退休庭长门书祥最终入选。2007年，“老门调解室”正式成立。十年多以来，门庭长运用他丰富的工作经历、嘉言懿行和法律知识，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一千多件，既实实在在的为群众纾解了心结，也令亨通社区的氛围越来越和谐。

以“老门调解室”为基础，近年来，武清区在各街道做实综治中心，综治、信访、司法“三合一”合署办公，乡贤与专职调解员及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形成街道、社区、楼门栋“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乡贤调解模式。除了调解矛盾纠纷，乡贤们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宣扬正能量，引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清区的创新探索是我市全力织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初萌。同时，把现代科技深度应用到基层治理中，发挥8890民生热线、网上信访、视频接访等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也通过加装电子监控、APP上传问题等科技手段，搭建了智能治理“大平台”。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用新意为津城带来了暖意，让群众体会到了满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爆发出巨大能量，坚决守住关口防线，是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强心针”。

原标题：《社会基层治理：探索中走出“天津特色” ——天津市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