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数据对比，31省份哪里的人最“有钱”？

每经记者 黄名扬    每经编辑 杨欢

“一个人工资10万，一个人工资1万，两个人的收入差距是10倍吗？”也可能是50倍甚至更多。#月薪1万与10万的真实差距#这个话题三不五时就会被拿出来讨论，有人给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同样是在上海，公寓2500，吃饭3000，各种电话费电影交通去掉3000，也就是一个月只能剩下来1500，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收入；而另一个人10万块钱收入，就算生活成本是这个三倍也不过25000，还能剩下75000。”

GDP、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社消零总额、一般公共预算和支出……每到年终盘点地方“成绩单”或预测未来前景时，这些宏观性指标总是频繁出现。但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自己钱袋子鼓不鼓”才是衡量一个地方实力的最佳指标。

前几天城叔推了一篇“谁是中国进步最大的城市”的文章，评论区出现了不少呼声：

把目光聚焦在个人身上，哪里人的钱袋子鼓起来了、钱从哪儿来；哪里人的开销最大、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今天我们用数据说话，全盘对比5年31省份的相关数据，看看哪些地方变化最大。

注：文中数据为2014-2019年数据，来源2015-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钱从哪来？

仅8地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

图片来源：摄图网

刚刚过去的2020年，“打工人”火了。每个以梗自嘲的“打工人”，大多有一个财富自由的梦。

居民可支配收入，就与每个人“财富自由”的梦想直接挂钩，指的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那么到底哪里的人，离这个梦想更近？

△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加粗指标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同）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根据上图数据可见，2019年全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下同）31省份中，仅有9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30732.8元的平均水平，且中西部地区省份无一在列。

其中，上海、北京以人均近7万元的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均值的2倍以上；浙江、天津、江苏分列三至五位，处于4万元的区间。

相较而言，2万元的梯队占比最大：包括重庆、湖北等在内的共19个省份，占到了全国6成以上的比例。

这一数据，较五年前有巨大的提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1元，2019年数据较其跨上又一个万元大关，拉升程度在一半以上（52.4%）。

分地区看，有25省份增幅在50%以上，贵州、云南两地增幅超过60%，西藏的数据甚至高于80%。相比之下，内蒙古、天津、山西和吉林，增幅仅在40%区间；辽宁和黑龙江，更以39.4%的成绩垫底。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钱都从哪里来？对许多普通“打工人”而言，工资是主要收入来源。数据上看，五年过去，全国工资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上的省份数量没变，依旧是26个。

变化体现在具体省份上——2014年全国工资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0.5%、50.4%的黑龙江和四川，在2019年占比下滑，被西藏和吉林取代。

此外，处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及以上的省份数，由2014年的12个增加到2019年的15个，增加了海南、江西和甘肃3省。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解释，按收入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五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相关组成的增幅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财产净收入，即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住房等非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如利息净收入、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出租房屋净收入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就曾指出，城乡居民收入能否持续增长，有总量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总量性因素；收入中某个部分比重提高，是结构性因素。“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进而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相较于2019年工资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多达15个，而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仅有8个，且最高比例都在15%上下。

对于未来五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已专门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钱花哪里去？

居住成本沿海地区前五占四

图片来源：摄图网

消费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

整体来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491.4元已提升为2019年的21558.9元。不考虑物价因素，前后数据提升近一半（48.8%）。但与同阶段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的增幅，仍有3.6个百分点的差距。

从具体省份上来看，与五年前相比，2019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省份总数未变，共9地入围，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福建、辽宁以及湖北。

这当中湖北是最新上位，而曾在2014年位列第七的内蒙古，在2019年退居第十位。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及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均值省份的对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我们都很清楚，城市经济效率高，意味着就业机会也多。与此同时，物价，房价等一系列成本就会跟着攀升。

具体来看，2019年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四的省份，均较2014年上升了一个万元台阶，上海、北京跨入40000元水平，浙江、天津则提升至30000元区间。

钱到底花去了哪儿，从现实的考量来看，“生活成本”中最大一块的开销，始终是“居住成本”。

△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元）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2019年的人均支出额上，北京、上海两地的居住支出数据均在15000元以上，已接近支出额排第三的浙江（8403.2元）的两倍，是贵州的5倍多，约西藏的7倍；居住成本占比上，排名前五的省份中，有四个位于沿海地区。

纵向对比，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的额度及占比差异，在进一步扩大——

北京的居住支出从2014年排名第二的不到1万元（9497.7元），跃升到2019年的第一位15751.4元，涨幅超过65%。上海也由2014年的1万刚出头（10789.1元），上升为2019年的15046.4元；江苏则由2014年居住支出占比排名全国第12位，冲到了2019年的第4位。

整体上看，31省份居住在支出中的占比，极差已从2014年的15.4个百分点，扩大为18.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教育文化娱乐的差距相对较小，上海以年人均5495.1元排在第一，比第二名北京多出1000元以上，是云贵川等地的3倍左右。

△2019年31省份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元）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整体上看，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比较五年前有所提升：最大值从13.7%提升至14.7%，最低值从3.6%涨至5.3%。

和居住支出占比排名靠前的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同，教育文化娱乐方面，2014年支出占比靠前多出现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包括湖南、山西、吉林等地。

消费、投资、出口，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过去一段时间，投资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面临着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而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都对出口贸易造成一定冲击。

在这一大背景下，全面促进消费已成为应对中长期挑战、保持经济韧性的必要之举。“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具体包括消费升级、公共消费、绿色消费、汽车住房消费等。

消费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经济条件准备到位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有专家指出，“十四五”期间，要把促进扩大消费的着力点放在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力争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6亿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40%左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对扩大消费市场、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巨大推动作用。”

收入差距

西部收入涨幅最大 东北城乡差距最小

图片来源：摄图网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均衡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性战略的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渐增强，然而各大区域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从东、东北、中、西部的区域角度看，从2014到2019年，后三个区域都已从1万元以上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迈上了2万元的台阶；东部地区则从2.5万元以上，一路站到了4万元的门口。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其中，无论城乡分开还是合在一起看，西部都是可支配收入涨幅最大的区域，西部农村达到增幅横向对比的最大值57%；东北地区则增长最慢，其中东北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有37%，是唯一在40%以下的数据，与西部农村的增幅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各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差异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尤其是其农村地区增长最快，但内部的城乡差异仍然是最大的，从2014年的2.9倍仅缩小为2019年的2.8倍。相比之下，东北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小。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间差异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整体上看，东西区域间的差异变动不大。无论是2014还是2019年，东部基本都是其他三个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倍左右；差距最明显的，仍旧表现在东西部的农村地区。

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已明确，“十四五”时期，要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也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对此，有专家指出，在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政策焦点和机制建设应及时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般来说，相对贫困标准是以中位收入水平为基础制定的，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尽快把已脱贫的农村人口提升到中等收入行列。

当然，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