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 医养结合都有哪些模式?
在丹麦、瑞典等国家,由专业护理团队、全科医生及 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养老院已经运营多年。目前,国内不少地区也在医养结合方面有了一些探索,主要存在四种模式。
颐家“康、护、医、养”服务
模式一,将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辐射到养老院。比如,上海在中心城区推行全科医生模式,通过巡诊制和签订协议,将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辐射辖区内的养老院。
模式二,公立医院外派医护“小分队”,长期进驻养老院。比如,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中心敬老院的内设医疗机构,由宝塔区人民医院派驻医护人员定期轮换。
模式三,养老机构自行投资医院,由专业医疗团队运营。比如,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内设的医院由专业医疗团队运营,不仅对会员开放成都医养结合养老中心,也对外提供医疗服务。
模式四,医院团队直接经营养老院。上海闵行区中心医院投资1.2亿元,建设君莲 养老服务中心,是全国第一家由医院投资、管理的公立养老机构,拥有500个床位,由医院专业护理团队提供服务。除了在医疗康复、慢性病防治上具备优势,还提供理疗、补牙、体检等个性服务。
医养结合做起来有多难?
“未富先老”现象突出、“4-2-1”家庭结构、老年人口数量世界第一、劳动人口抚养比较高、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独特的人口、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等导致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中呈现多重问题:
(一)机构定位模糊阻碍发展
不少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定位没有很好地契合本地区的人口结构、实际养老需求,往往定位高端市场、瞄准高端人群,难以满足普通收入家庭的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入住率。
(二)主管部门交叉重叠,责任无法明晰
各级养老机构隶属于民政管辖,而医疗机构又隶属于卫生部门管辖,涉及到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事宜又由人社部门主管。交叉重叠的部门管理直接导致襁褓中的医养结合就处于“多龙治水”的局面,部门之间职责界定模糊,极易出现利益纷争、责任推诿阻碍医养结合的健康发展。
(三)医院没动力, 医保有阻力,“套保”隐患多
首先,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接纳现有的病人流量已经难以承担,农村基层的卫生所和乡村医生由于条件和能力所限承担不了护理职能,而有能力承接的基层医疗机构却又缺乏动力。
其次,医保对接“隐形门槛”多,对接医保的经济成本太高。安装POS机和搭建医保的联网系统就需要1万多元,每刷一笔医保还要再付一笔费用,养老院承担不起。
第三,某些已纳入医保试点、开设养老服务的民办医疗机构,把“养老床位”变相为“医疗床位”,套用医保资金支付养老床位费;把老人一般的康复护理服务变相为“医疗诊治”服务,再用医保报销;用医保名义给老人开保健处方,变相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影响了有限医保基金的合理使用,造成了医保基金的损失、浪费,损害了其他参保人员的权益,并人为增加了养老机构和医疗结构的合作难度。
(四)养老理念亟需转变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我国刚起步,虽舆论关注度较高成都医养结合养老中心,但在当前医疗卫生资源紧张、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医养结合满足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需求,规避“套保”“逆向选择”等道德风险,还需要转变人们的传统养老理念,培养全社会“健康老龄化”的思想共识。
作为企业,怎样实现医养结合?
(一)精准定位
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的定位要契合本地区的人口结构、实际养老需求,根据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发展多层次的医养结合机构。不仅仅着眼高端、尖端人群,也不拘泥于保基本,而是发展“大众的”医养结合服务。
(二)激发动力
在当前医疗卫生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要在国家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环境下,通过寻找与医疗资源的利益契合点,促进医疗人才流动和医疗资源合理配置,让医疗资源有动力服务养老。
(三)培养人才
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是一种专业化的特殊服务,但当前专业照护人才的培养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有时间周期,应从当下就开始筹划开展多层次的养老护理教育,否则即使有了充足的资本投入,人力资源的短板依然会阻碍健康养老事业的发展。
(四)转变理念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并不是老年生活的终极目标,提高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实现“健康老龄化”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因此,要充分利用媒体、社区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解释力度,转变人们的传统养老理念,培养全社会“健康老龄化”的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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