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之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为确保超大特大城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坚实基础，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引领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新时代的超大特大城市必须直面时代之问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已有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这21个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规模的比重超过2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三成以上，在整个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伴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国内发展阶段与国际发展环境都出现了重要变化，也对我国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作为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前列的“排头兵”，超大特大城市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加快破解一系列制约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持续提高城市发展能级？自改革开放以来，超大特大城市就长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从经济规模指标看，在21个超大与特大城市中，17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万亿门槛，经济规模最大城市的GDP甚至已经超过4万亿。因此，如何尽快提高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位置、增强城市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培育城市创新体系的竞争优势都是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有效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初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然要求缩小区域差距，而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先发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两者的发展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成因。因此，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前提就是缩小超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具体实践中，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是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尽快建立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城市群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既支撑超大特大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好配置资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也有利于超大特大城市真正发挥增长极作用从而有效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发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路径。
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勾勒了蓝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提升经济水平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新发展阶段的到来，人民群众希望享有更加清洁的城市环境、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更加高效的政务环境，这些都对城市发展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超大特大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超大特大城市转型既要有“量”，更要有“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路径，它的顺利实现依赖于综合实力的增强、共同富裕进程的推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载体，超大特大城市的转型发展也需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首先，在提高城市能级上，超大特大城市既要强调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又要重视“量”的合理增长。提高城市能级是城市经济系统持续优化升级的过程，这种过程需要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也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支撑。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超大特大城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提高发展质量，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增强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不断提高整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体系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在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等传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同时，也要努力挖掘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增长动能，确保转型发展进程平稳进行。
其次，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超大特大城市既要重视城市内部结构的优化，也要加快提高城市与外部区域的联系程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自身实际，根据各类资源约束与发展目标，统筹兼顾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多元需要，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医疗和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要瞄准整体区域，着力增强城市在全球与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强化与周边区域和城市的交通联系，不断创新合作机制从而真正发挥溢出与带动作用。
最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超大特大城市既要坚持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也要全方位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人民宜居安居为根本目标。持续提高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服务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同时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多的特点，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与工具的支撑，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实现更加智慧高效的城市治理。
■成都要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作为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超大特大城市之一，成都市应结合自身发展基础，瞄准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发展需要，加快推动自身发展方式转型，为全国其他超大特大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治理能力提升是保障。由于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要以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为根本保障。全面加强智慧蓉城建设，线上线下双线并进提升工作效能；完善“党建引领、双线融合”治理机制，做强赋能“微网实格”；强化“三张清单”化解攻坚，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探索建立适应超大城市运行发展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全面增强安全韧性水平和抵御冲击能力。
民生福祉提高是要求，为人民谋福祉是城市转型发展的根本目的，成都市未来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全面提质幸福城、提升幸福感。一方面，要以保障就业为核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另一方面，要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优化配置城乡教育、医疗资源，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同时促进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打造网格化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健康成都。
科创体系建设是支撑。无论是城市能级的提升，还是带动作用的保障，都要以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为支撑。一方面，要加快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强不同部门的统筹联动，构建协同联动“大科创”格局，加快探索形成创新活动风险共担、创新成果多方对接、创新转化全链条加速三大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实现“科技-教育-企业”良性循环，进一步强化产学研协同。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载体，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端仪器、航空航天装备、能源电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通科研成果向市场产品转化的通道。
深化区域合作是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然要求超大特大城市成功发挥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在具体实践上，成都市应立足成都都市圈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列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机遇，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产业体系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资源互联互通、城市服务功能互联互通、社会公共政策互联互通，共建现代化国际都市，不断提高成都市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模式探索上，成都市应以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为导向，直面区域合作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在基础设施联通、跨区域生态补偿、产业转移与协作、政策设计一体化、利益分配机制构建等方面探索更多的可行路径与方案，为其他地区的深度合作提供参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区域与城市经济创新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