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活体博物馆，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启迪作用。
南澳岛是我省唯一一个海岛县，早在8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聚居。上世纪90年代初，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在南澳发现了象山细小石器遗址、东坑仔新石器晚末期遗址，还在崩山采集到石器、鹿角化石。经专家鉴定，这些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系目前粤东最早的人类遗址，是古代先民海岛活动的印证。
南澳岛处于韩江出海口之要冲，北回归线穿越而过，南澳岛至台湾高雄猫鼻头之间连线，为南海与东海的地理分界线。南澳港湾众多，地域广阔，扼闽、粤、台三省交界之海域，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特别是南澳主岛有四山高耸，可避风汛，形成一孤悬海口的航海地标和天然避风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南澳成为国际航线之要津和海防重镇，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航线的补给港、中继站和中转集散地，被荷兰人称为“好望角”。清同治十三年（1874），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上人寿保险机构“万国公司”在南澳航海要冲南澎岛至高点设立航标灯塔及报雾汽笛。旧时，每年三、四月，帆船由南澳入闽向浙，可往日本、朝鲜；八、九月，由南澳入粤，而趋高州、南海，直达南洋群岛。
元朝在潮州府建立政权后，当局认识到南澳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曾设兵戍守。然而，戍兵即据而叛，后又徙之戍柘林。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闽粤两省当事上奏，朝廷准建三城于澳境，一在深水澳（即今深澳），一在云盖寺（即今云澳），一在龙眼沙（即今隆澳）。明万历三年（1574），南澳建镇，明神宗颁发《南澳敕》，设副总兵一员，专领其海防事务。后南澳仍为南明统治近40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镇守南澳的军事机关升格为南澳总兵。自此前后三百多年间，戍守南澳的副总兵、总兵共200任，其中不乏能臣勇将，较知名人物有白翰纪、陈璘、郑芝龙、吴光亮、刘永福、萨镇冰等，从而使南海海防有了守卫者，“海上丝绸之路”有了保护神。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南澳洋面，有文字记载停泊南澳岛的就有4次。深澳古城东北侧原有“三保公庙”一座，是民间纪念郑和下西洋船队经南澳而建。该庙内塑有“三保公”像，身披黄色长袍，旁立白马。日军占领南澳时，庙被拆除，但香炉仍存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
南澳岛位于台湾海峡南端喇叭口，是广东省离台湾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地方。饶宗颐在《南澳，台湾与大陆间的跳板》一文中说：“郑成功据台时，藉南澳为跳板，进兵江南，潮人随他迁台甚多。”饶老用“台湾与大陆间的跳板”来形容南澳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既准确又生动。海峡两岸先民在史前就有生产、生活往来和交流。东坑仔出土的南澳先民作为石锤使用的贝类食物加工工具凹石，除南闽地区大量出土外，台北市大岔坑、圆山，桃园县的尖山，苗粟县的苑里瓦窑等30多处均有类似类型的文物出土，这充分显示，海峡两岸的澳、闽、台三地，早在史前就已“陆岛连桥”，有着生产、生活的交流和往来。
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南澳、金门、厦门和铜山为据点，在东南沿海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他们不顾朝廷“严禁通洋”的禁令，独操“通洋之利”，招兵买马，开展一系列反清复明斗争。郑成功转赴厦门直到收复台湾后，南澳仍然是他驻兵、操练的主要根据地。施琅收复台湾也以南澳为据点。至今，南澳仍存有“郑芝龙坊”“郑成功问神处”“招兵树”“国姓井”“施将军祠”等文化遗存。
随着清政府对台湾管治纳入正轨，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同时裁厦门总兵，并中、左、右三营官兵为南澳镇。朝廷规定戍台、澎之兵，皆由闽粤官兵派驻，三年一更，称“班兵”。“班兵制”历211年之久。甲午战争爆发，南澳总兵刘永福、吴光亮先后奉命招兵开赴台湾，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现南澳岛吴平寨东，仍存有清道光至同治年间戍台、澎牺牲班兵墓199座。这些戍台班兵是参与追捕盗匪、投入开山抚番战争、抵御外侮，为保卫伟大祖国神圣领土而捐躯者。
南澳人在上述历次赴台征战和与台湾人民的交往中，前往台湾定居者为数不少，迁台南澳人达数万人。台湾高雄市有南澳同乡会，恒春市有“大南澳街”“小南澳街”“南澳营”和“南澳山”。这些以南澳命名的台湾地名，都是南澳迁台先人的聚居地。
由此观之，南澳在海峡两岸关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南澳县虽偏处一隅，但却处于韩江出海口和漳潮海面之要冲处，可粤可闽，可进可退，“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为明代海寇海商提供庇护地，成为“东西洋和公海上贸易的中继站”和海上贸易自由港。
南澳的海上贸易，与我国传统由市舶司管理的形式有着明显不同，它并非政府指定的贸易港口，而是民间海上贸易，乃至是以货换货的简单交换。每年“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此，铺板而陈所置之货。”有的“倭夷”常乘小舟，到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有的海商还在岛上设立固定的场所和商店，进行经常性的贸易。曾经横扫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都曾占据南澳，并以此作为贸易基地，为他们的海上活动提供经济支持。
历经数千年的沉积，南澳岛有着丰富的中华海洋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海洋文化。近年文物调查，南澳海域出水过唐越窑玉璧底碗、唐代碗残件、宋酱釉黄釉堆双龙提梁壶，还有宋代来往船只在南澳取水的石刻、“港规碑记”、示禁扰民碑、“闽粤南澳总镇府”牌匾、“军民府校准”米斗、宋帝小朝廷驻南澳遗址、外国船员墓葬等等。
特别是“南澳一号”古沉船的发现和水下考古的发掘，打捞出近三万件文物和类似郑和“宝船”“册封船”等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其学术价值的多样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加上省考古所在“南澳一号”沉船附近海域发现的“南澳二号”宋代沉船，可见，南澳的地上和海底文物是十分丰富的。
尤为可贵的是，目前南澳渔民仍保留着海上捕捞和海上养殖业，南澳渔民与海相依为命的经验，为服务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显得十分难得。南澳人景仰海上保护神、敬奉武帝、敬畏自然、驾驭海洋、崇德尚武等朴素的人文精神，有待我们去展示和总结。
如上所述，南澳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活体博物馆，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