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报告2022：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加大鼓励生育力度
作者： 医疗器械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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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泽平宏观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即将负增长
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胎”。2021年以来，各地区积极响应三孩政策，健全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育龄妇女规模见顶下滑，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再降到2020年的1.3，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远低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
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20年减少26%，其中20-35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34%。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下降265万至1200万，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创1949年以来新低，预计2030年将下滑至不到1000万。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2021》中方案预测，203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黔桂藏生育率最高，京沪津、黑吉辽生育率垫底。从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18.3万、79.3万、75万人，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合计占全国的26%。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17-2021年新疆、山东、黑龙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0%，重庆、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3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仅宁夏、贵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从总和生育率看，根据七普资料，贵州、广西、西藏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9，而上海、黑龙江、北京、吉林、辽宁、天津则不到1。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农村“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20年大幅减少23%。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1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老龄化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1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2%，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0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中国仅用了20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未来随着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叠加低生育率影响，老龄化趋势将加速。预计中国将于2031年前后、即用10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31.1%、2060年的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中国未富先老问题较明显，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将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21年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4459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约为-1.49万亿元，连续9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约67%，2021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5353亿元，实际盈余连续9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0年的11.3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7。2020年有25省入不敷出，20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7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8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32.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58.4%，2018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1.8倍。
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21年中国人口14.13亿，近10年人口低速增长，官方和联合国开始正视我国人口问题，逐渐修正人口预测情况；若生育率持续低迷，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18%降至6.5%。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人口总量已非常接近峰值。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假设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见顶，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达峰值。近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刊文指出，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左右达峰。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1.15，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依旧较低，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预测情形，中国人口将在2-3年内进入负增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2008年后逐渐开始改善，但农村“剩男”问题仍较突出。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2016年《国家人口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2以下，2030年降至107、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在政策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8年的120.6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已降至104.88。但是随着女性意识觉醒和婚姻匹配问题，单身女性规模日趋上升，这将加大“剩男”规模。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2020年超过3000万。
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24.4%、13.5%、64.2%，2015年变为30.0%、17.8%、52.2%。
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60%为低学历者。在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中，2020年未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比例分别为1.9%、21.7%、44.0%。从经验上看，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低年龄女性转移，并可能将择偶地区范围扩大，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贫困阶层。“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5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20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814.3万对、降幅39.5%，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5.8‰，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33.9万对、增幅24.0%，粗离婚率从2.6‰上升至3.1‰，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3.3%，“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20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8.6%，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4.9%、19.3%、27.2%。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5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2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20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3-31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45.8%；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4-33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69.6%。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20年攀升至1042.4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9.3%。从城乡分布看，2020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3.7%，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7%、农村的1.2%。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4.4%，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估算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9，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1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7.4%。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3万亿元，增长23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57.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106.5%。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据Numbeo数据显示，2021年6月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已占近一半，并且北上广深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32，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的7、10、10，中国城市家庭对房价支付能力较弱。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20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51%。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20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9.2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20年为12.4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42.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7.3%降至50.6%。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20年的44.0%、50.4%、63.9%。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21年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上涨33倍，远超可支配收入13.9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20年，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4.13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6.3%。2021年公立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为370.1元、次均住院费用14286.8元、日均住院费用1640元。在此影响下，1995-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2115元，上涨33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3.9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1.3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8.8%，其中城市从3.1%升至8.3%，农村从3.2%升至9.9%。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21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6%，大幅下降11.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6.3%，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2%、51.3%、53.3%、19.2%。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21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2.7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0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4周。2018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0%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6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68周，排名居前；爱尔兰、澳大利亚分别为6.9、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
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总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4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
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法国为3.7%、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7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5.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 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9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5%，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6.8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3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21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3，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此后小幅回升至1.4，2021年又快速降到1.3。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8.5%，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0.4%增至2015年的7.5%；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
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4，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5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61%，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
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1.4%，低于OECD平均的51.5%；2019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19.0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6.8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8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4.3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1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
4 启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
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六是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来保存生育能力、延长大龄女性生育窗口期。一方面将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费用纳入医保覆盖范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生育技术的帮助，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能够减轻其生育负担。另一方面，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高学历的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或者选择单身。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有助于她们保存生育能力，延长大龄女性生育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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