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挤兑风潮唯邮储能如数提款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成立，是这一时期中华邮政的另一大发展。

　　邮政储金业务筹备于清末，1919年7月由中华邮政正式开办。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大城市开办，年底发展到81个通都大邑。名义上，办理邮政储金的机构为邮政储金总局，但它与邮局仍为一个系统，名分实不分。邮政储金的经营方针是：“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中华邮政开办邮政储金主要吸收公教人员的小额存款，满1元即可开户，到1929年，存款已达1080万元，加上上年结存共有1813万元之巨。

　　邮政对这笔存款大部分运用于最优生息事业，利率虽低但稳定可靠，信用较高。1923年北京普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唯独邮政储金能如数提款，信誉大增。1929年，新任的邮政总局总办刘书蕃在参加伦敦万国邮政联盟会议后，赴欧、美、日等地考察邮政和储金方面的各项制度和经验。回国后，其职位被汪精卫改组派和政学系支持的代理邮政局长林实取代。刘书蕃据欧美等国邮政发展经验，借口发展储金汇兑必须有专管机构，建议将邮政储金和汇兑业务从邮政总局划分出来，另设总局来管理。

　　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支持刘书蕃，并把他的建议呈报行政院，很快得到批准。1930年3月15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开设储汇分局。除办理中华邮政的邮政储金、汇兑、保险（后改称保价油价及包裹）、代收货价等业务外，还大量经营买卖股票、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与“邮政银行”无异。1942年，邮政储金汇业局纳入国民政府“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为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邮政总局随国民政府内迁，沦陷区邮政业务与邮政总局失去联系，邮政业务发展艰难，包裹业务极度萎缩。抗战胜利后，邮政总局迁回南京，虽锐意革新、兴利除弊，出现了短暂繁荣，但内战全面爆发后，邮政业务大受影响。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大陆建立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邮政事业。

　　人民邮政的前身——赤色邮政

　　人民邮政的前身是中共在地下工作时期建立的党内交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情况下，人民邮政才得以公开，首先产生的是赤色邮政，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初期的通信组织形式。

　　1931年9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为适应日益增多的邮政通信需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于1932年5月建立，自行印制和发行邮票。苏区全盛时期，中央邮政总局下辖6个省局、95个县局，邮政人员仅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地就有4700余人。

　　苏维埃邮政成立后，为配合反“围剿”的斗争需要，创设了特别快信服务。“特别快信投交邮局后，保证随到随送，昼夜兼程，……递信员传送快信时全凭一副铁脚板，一昼夜可跑180里”，他们通常将“特别快信递信员要为一日一夜超过180里路而斗争”列为局际竞赛目标。这种业务特别适用于没有无线电或电话的部队，当省军区、独立师与军委联系时，经常会使用特别快信业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又在陕北省交通站的基础上，按照苏维埃邮政的规章制度，创立了陕北苏维埃邮政，发行邮票，实行有资寄递。因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分属两个对立政权，所以赤色邮政只能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间传递邮件。为了方便辖区百姓，苏区各级邮局还代售中华邮政邮票，代收国统区寄来的邮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邮政在广大敌后遍地开花。山东是根据地内最早实现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地区。1941年10月，为了加强抗战时期的交通和党报发行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组成了山东战时邮政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自设立的交通、通信系统合一。隔年2月，颁布了建立战时邮局的决定，邮局接办党报发行，实行邮发合一。

　　山东战邮从建立开始就把主要力量用在交通线上，至1944年上半年，山东战邮已建立交通线达1.7万余华里，广大战邮工人穿行在敌人的碉堡群中，战胜重重封锁，传送着党的文件、报刊和信件。对敌占区的党报发行工作，山东战邮做出了出色成绩，战邮职工们千方百计把党报送到敌占区，方法多种多样，如：通过中华邮政或社会团体往敌占区寄送；通过小商小贩往敌占区带送；在敌占区组织秘密发行网，有选择争取订户；或是由战邮职工或武工队去敌占区张贴或散发党报等，弄得敌人草木皆兵。

　　国共通邮艰难历程

　　国共通邮一贯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尽管在通邮方面仍有不少阻力，但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时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事务的中华邮政资深人员林卓午以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身份在西安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周恩来与林伯渠。

　　1940年上半年，周恩来向林卓午表达了沟通国共双方管辖地区信件往来、使人民有通信自由的愿望，并为其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有了迸一步了解的林卓午决心为国共通邮做出努力。1941年5月，晋察冀边区军邮视察员冯玉松返回西安途中，于延安与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会见，回到西安后，林卓午安排他给中华邮政邮局人员做报告，介绍了八路军对邮政的保护，如在护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时付出的血的代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