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枢-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简介

简介：詹国枢简介：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高级记者、教授、资深媒体人，第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内容：

詹国枢

詹国枢简介：

詹国枢微博 https://weibo.com/zhanguoshu?is_all=1

詹国枢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anguoshu

1949年出生，四川人。人民日报社原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后到经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高级记者、编委委员、副总编辑。2006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教授、资深媒体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第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詹国枢系列文章阅读阅读：

詹国枢谈写作 举重若轻大道至简

詹国枢：致敬任正非，告别马云

詹国枢：难忘的高考岁月

詹国枢：感官消费升级该从哪儿着手？

詹国枢谈人生与幸福

詹国枢：新闻写作通俗是一种境界

詹国枢：网文100万+、1000万+的阅读量是如何实现的？

​ 詹国枢：带着问题写新闻 

詹国枢：怎样才能说服自己

詹国枢：我为什么佩服万里

纸媒唱衰，《三联生活周刊》缘何高调扩张？

詹国枢 原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

　　詹国枢：我为什么不愿当市长 选择做记者

1992年初，我到河北保定挂职，担任副市长。

一起挂职的，还有记者部副主任庹震，他到涿州任副市长。

临行前，总编辑范敬宜对我们说，你俩下去挂职，是个锻炼机会。下去以后，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了解中国实情，多提高自己能力。

我和小庹郑重地点头。我们心里清楚，作为报社年轻骨干，老范舍得放我们一年甚至两年离开报社，确实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到保定后，市里安排我住市长办公楼第8 层，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屋角，围出一方天地，安放一张小床，每天上班，睡觉，全在这里。

工作还算顺利，市长也很热情，对我比较照顾，配桑塔那轿车一辆，司机一人，叫刘保柱。

我的任务，是专门协助另一位副市长，他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便交我去办。我将自己定位为“副市长助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保定是干不长的，体验一年或者两年，便要回去。

所以，不可能将具体繁重的工作，交由我这“副市长”去管。

干了一年多，大约1993年春吧，有消息说，我们可能要回去了。市长周德满见了我说，詹市长，你们挂职，要期满了，是想继续干呢，还是回北京？

我说谢谢周市长，我愿意回北京。

为啥不愿留下来呀詹市长？一位平时和我比较谈得来的朋友私下劝我，像你这样情况，一、在副市长中年纪最轻，40刚出头；二、有中央单位工作经历；三、为人实诚，人缘关系不错；四、笔头子硬，善于写文章，还会出点子。就凭这几条，继续干下去，肯定有优势，很有发展前途。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也曾反复琢磨，但此时萦绕脑子里的就一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图的什么，打算干什么？

如果继续挂职，照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那就踏上仕途，一辈子走“当官”之路了。

当官好不好呢？

当然好，普天之下，谁不愿意当官呢？不但要当，当了小官，还想当大官呢。

然而，对我来说，却不一定。

因为，这四十多年养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当官。

首先，最大不适应是，感觉浪费时间。

记得刚到保定不久，开一市长办公会。除市长、副市长外，还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分管科科长，以及相关部门的局长、科长，约二三十人，一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讨论什么事呢？讨论如何扶持一家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首先，由下面主办科长汇报情况。接着，局长谈初步意见。在分管副市长谈了个人看法后，其他副市长，也分别发表意见……最后，由市长讲话，谈他的意见。

原本以为，这就差不多，很快可以散会了。然而不！那位局长又开始发言，谈学习市长讲话的体会，以及根据此一讲话精神，对补贴方案的初步调整意见。

分管副市长和各位副市长，再次发表意见……

会议从早8点一直开到中午12点多，市长总结发言完毕，已是下午1点。

到了食堂，一边吃饭，我一边想，这大半天，大家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于我而言，无非是当了半天旁听生；其他与会人员，包括那些副市长们，不也就是发表发表个人意见，走走过场而已吗？

其实，市长对于此事，早已胸有成竹。

倘若，不是开市长办公会，而是草拟一份请示，由局里和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再由市长作出批示，问题不也照样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更简单更快捷吗？

这不大大提高效率，不必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我以为这的想法很有道理，便与我“协助”那位副市长交换意见。副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笑说，詹市长哪，你刚从北京下来，不太熟悉基层情况……嘿嘿，嘿嘿！

我也笑笑，无言以对。

除开会外，平时下去考察，也是一大帮人，到了企业，先到车间转转，听听汇报，市长或副市长当场作一些原则性的听上去完全正确却不一定管用的指示。大家再到会议室，都坐下来，企业再汇报一遍，市长再指示一遍。

市长讲话时，会议室里，人人掏出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着，时不时地，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市长，表示心领神会，继续埋头笔记……真是在记录，记些什么呢？

只有天晓得。

真有什么用吗？

我认为没什么用。

然而，大家都这么认认真真地陪着、走着、看着、记着……这就是市长副市长们的一部分日常工作。

对于这样的工作，说实话，我真有些不适应。

我认为没有必要，是白白浪费时间。

当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老詹哪老詹，倘若今后你也吃这碗饭，这样的事情，将会占用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真不愿意。

其次，机关内部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机关里，谁是谁的人啦，谁又和省里某某领导关系密切啦……我这个局外人，虽然也听了，但并不感兴趣，也记不住，只隐隐约约感觉到，机关里的关系，实在有些复杂。

假如我留下来，我是不可能当然也不愿意去适应这种复杂关系的。

第三，机关工作，干好干坏，缺乏量化指标，很难说得清楚。

记得当时就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如此环境，和报社一比，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在报社，编辑记者干得好不好，非常简单，也很明显，一句话：报纸上见。

因为公开，所以，比较公正和公平。

回想1982年我分到经济日报后，短短十年时间，为啥职称破格到了正高，职务很快到了部主任，都非常顺利，上上下下，也比较认同呢？不就因为你的文章写得好，能力比较强，为人也不错，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吗？

倘若在机关，能是这样吗？

以上这些，便是我喜欢在新闻单位而不愿意当市长的原因。

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适应。

思前想后，挂职期满，我毫不犹豫回到了北京。

从此，在新闻单位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

你后悔过吗老詹？有人曾经问我。

不后悔，一点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人生路上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

詹国枢：这篇文章让我彻夜难眠，一战成名！

　　1991年初夏，一个闷热难耐的日子。

　　正埋头写稿，感觉身后有人。

　　回头一看，老范！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正笑眯眯站在我身后。

　　老范！我立即站起来，您来了，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走走吗？老范又是一笑，今天还真有一件事情，得找你这工交部主任！

　　原来，老范刚到国家经委开完会，会议主题，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

　　诺，就这题目，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虽然是老话题了，但是这回，你可得动动脑筋，争取写出新意来！

　　临出门，老范补充一句，不要着急，三天交稿！

　　老范走了，我放下笔，陷入沉思。

　　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嘿嘿，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这话题，不知写过已经多少回了！几乎每年上面开会，差不多都离不开这话题！

　　想想也是，一面是“千方百计搞活国有企业”的强烈呼吁，一面是“国有企业总是搞而不活”的严峻现实。你叫政府咋能不急，怎能不反复强调？

　　可是，要想写出新意，到底从何入手呢？我立即到资料室翻阅资料，找出近些年有关搞活国有企业的资料、数据、新闻，反复阅读、摘抄、思考。

　　回到家里，夜里躺在床上，不禁浮想联翩。

　　我想起，前些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呼啦啦你上马我开张冒出成千上万企业；如今呢，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市场的两头──原料和产品，再容纳不了这么多张嘴巴。你想活，我也要活，咋办呢？抽肥补瘦，劫富济贫，只好大家都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地活下来呗。

　　我想起，我国的彩电厂、冰箱厂、洗衣机厂，还有大大小小的棉纺厂、卷烟厂、羊毛衫厂……几乎全都供大于求。然而，由于国有企业历来不能破产，所以，大家都勉强活着，虽然，活得都很憋屈、很难受。

　　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些企业死去呢？

　　我们总在琢磨怎么搞活国有企业，怎么不琢磨琢磨怎样搞死一些企业，让更多的企业活下来，从而活得更好一些呢？

　　对呀！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有针对性的题目吗？

　　我非常兴奋，翻身起床，奋笔直书！

　　两天后，当我把一篇近3000字的述评交给老范时，心怀忐忑，静静地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领导。

　　“国枢呀，”老范将文章看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政府正琢磨怎么把企业搞活，你却来了篇《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成心和政府对着干吗？”

　　“这个……”未等我回答，老范笑了，笑得那样慈祥，“国枢呀，文章太好了，非常有新意！这样，你先回去，想个题目，我也想想，咱们取一个精彩的、有哲理的标题，争取明天上头版头条！”

　　第二天，《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头版头条，一炮而红，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当天，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来电。下午，一位中央常委的秘书又专门打来电话，向老范表示祝贺，一再称赞文章很有新意，非常大胆，应该好好表扬！

　　当老范表扬我时，我笑了，“老范，这标题是你取的呀，没有你这精彩标题，我这文章，恐怕早扔字纸篓里去了！”

　　“是吗？”老范拍拍我的肩膀，我俩相视而笑。

　　笑得那样开心，那么爽朗！

　　自那以后，这篇文章成我的“代表作”，让我一战成名，以至第二年参加中央党校地厅班干部培训时，培训教材中，竟赫然列有这篇《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班上同学说，哎老詹，这不是你写的文章吗？

　　我嘿嘿一笑，心里美滋滋的。

　　自那以后，“国有企业破产”成了有关部门反复研究的课题，而且在实践中也逐步有了突破。

　　17年后，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与恩师老范在一起。（摄于2009年。当此时也，老范已由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退下，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我已调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少数企业“死”不了  多数企业“活”不好》

　　本报记者  詹国枢

　　绿野，苗圃。

　　成千上万株小苗，头碰头，肩并肩，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空气，严重不足，养料，极度匮乏，眼见得小苗蔫蔫然日渐萎黄。

　　怎么办？送气排风，施肥浇水。效果不佳，未见起色。

　　果断间苗！把那些枝叶已经萎黄，根须已经溃烂，无法成材的病苗，毅然拔除，腾出空间。空气，清新了，养料，充足了。一株株小苗伸枝展叶，充满勃勃生机！

　　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景观，给予我们耐人寻味的启示：小苗生长发育如此，企业生存发展，不亦如此吗？

　　（ 一 ）

　　不是我们不想让一些企业活，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这些企业活。

　　那道理是明摆着的：前几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呼啦啦你上马我开张冒出成千上万企业；如今呢，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市场的两头──原料和产品，再接纳不了这么多张嘴巴了。你想活，我也要活，咋办？“抽肥补瘦”，“劫富济贫”，只好大家都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地活下来。

　　活着虽然都活着，效益没有了，活力没有了，生机也没有了。

　　我们先来看看棉纺业。原料，最多只能提供3000万锭；消费，到顶也只能耗去3000万锭，而现今全国棉纺厂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呢？4000万锭！出路两条：如果没有25％的企业关停，只能是全行业25％能力的闲置和效益的损失！

　　彩电：全国已建生产线167条，年生产能力2000万台，市场容纳量最多1000万台，设备利用率不到50％！

　　汽车：大小汽车制造、装配厂达2400家，有的年产汽车仅数百辆甚至只有几十辆。而经科学测定，汽车制造业如要取得经济效益，其经济规模为年产30万辆！

　　还有那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冰箱厂、洗衣机厂、家电厂、卷烟厂、羊毛衫厂……

　　曾记否，当年治理整顿我们提出了两个目标：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

　　总量紧缩的山头，已被我们攻克。

　　结构调整的山头，发起多次冲锋仍难以奏效。啥原因？那症结和难点，就在于我们的少数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死”不了──“风浪”来了，大家匍匐在地；“风浪”一过，全都站起身来，产业还是那些产业，结构还是那样的结构。

　　（二）

　　少数企业“死”不了，结构调整无从谈起！

　　少数企业“死”不了，产成品积压愈来愈多，达1300多亿元！

　　少数企业“死”不了，“三角债”的链条，碰到一个又一个“只吞不吐”的“黑洞”，前清后欠，愈欠愈多！

　　这还只是从企业外部看。从内部看，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也没有生存危机，内部必然缺乏压力。而没有压力机制的企业，决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益。

　　今年8月8日，《农民日报》披露了1990年度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对比材料：

　　──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5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246亿的总额！

　　──乡村集体企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增长15.41％，而国营工业仅增长1.53％！

　　──乡村集体企业销售利润率5.675％，相当于国营工业2.6％的两倍多！

　　……

　　不用再抄录了。强烈的反差，已激不起读者新的惊讶和更多的感慨，因为“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活”这已是不用争辩的事实。当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在一次大会上自豪地预言，到2000年，乡镇企业无论产值还是利润都将取代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老大哥”角色时，听众中几乎无人持有异议。

　　为什么乡镇企业有那么生机盎然的活力？相对明晰的产权，灵活自如的经营机制，较少干预的企业自主权，这都是活力之源，但请别忘了更重要的一条──它已经做到了名副其实的“自负盈亏”：能活的，活得结结实实滋滋润润；不能活的，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撒手“离开人世”。

　　在1800万乡镇企业取得远胜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1990年全国有近40万家乡镇企业被淘汰关闭！

　　如果我们把视野扫向全球，你会发现：

　　──加拿大。1990年破产企业11500家，超过1982年经济衰退时的纪录。

　　──美国。1990年破产企业60432家，比上年增加20％。

　　──英国。1991年头3个月平均每周有600多家公司破产，创同期破产最高纪录。

　　生生不息，新陈代谢，本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铁律，现代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缩短了这生与死的更替周期。

　　国营企业的只能“生”不能“死”，已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艰难。

　　（三）

　　不是不想“死”，而是不敢“死”啊！──某市一位主管工业的领导曾如此感喟。

　　是的，乡镇企业要关闭，那好办，牌子一摘，人员散伙，要回家的回家，该种地的种地，本姓“农”来还姓“农”，咱没话说。

　　国营企业就不同了。昨天还由国家发劳保发工资，今天工厂一“死”，得，没活干了，成百上千职工晾在那里，怎么安置？不又影响社会稳定吗？

　　职工安置，乍一看仅仅是生活安排问题，实际上它碰到的是两道难题：一是思想障碍，一是生活困难。

　　思想障碍，说白了就是职工思想得转过弯儿来，端了几十年的“铁饭碗”，而且几十年一直把这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旦饭碗碎了，工作没了，这弯儿要转过来的确不易。我们说：“搞商品经济，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就有企业倒闭破产。”

　　我们还说：“搞商品经济，失业同价格、利率、税收一样，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和杠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失业现象，而在于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把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些在理论上早已有定论的观念，还得不断地通过舆论工具，潜移默化地渗入广大职工头脑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雪消融，亦非一日之功。

　　生活困难，即企业停产关闭后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棋先一着，最近已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社会保障制度系列改革方案。有海南就会有广东、有上海、有北京、有全国！可以预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在全国加快推行。

　　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安置是否就毫无办法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劣势企业被兼并，职工安置自然不成问题。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职工的安置，政府部门也并未完全无所作为。据统计，我国财政一年给予企业的亏损补贴已高达600亿元。倘若把其中六分之一挤出来，用于安置企业职工，变“暗养”为“明养”，也有100亿元之巨。这笔为数不小的费用，不正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吗？

　　把少数企业“搞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呢？有关人士认为，只要做到三点：一，加强舆论宣传，转好思想弯子；二，妥善安置职工，使其基本生活有保障；三，掌握适当分寸，控制一定比例，关停企业，是不会引起太大震荡的。稳定还须讲效益。牺牲效益求稳定，实不可取，保住效益求稳定，方为良策。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就“活”不好。──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无情的规律。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以“搞活大中企业”为中心环节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坎坷不凡的12年岁月。抬头看，见前方又横亘着一座绕不过去的山头。莎士比亚名剧中哈姆雷特那震颤心灵的独白，正隐隐在我们耳畔回响：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重大问题。”

　　 詹国枢谈写作 举重若轻大道至简

詹国枢从小喜欢看书，肯动脑筋，1978年参加高考，以全地区文科成绩第一名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詹国枢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洁幽默。见到詹国枢，你会发现什么叫“文如其人”。四年前退休在家的他，仍以新闻人的激情与敏锐，用通俗深刻的语言，在其报刊专栏、网络博客和微博上传递着一个社会守望者的正义与温暖。

詹国枢说，他喜欢哲学，喜欢用哲学思考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也许正是缘于其哲学思维，他总能在现象背后抓到新闻本质，并用最为简单的语言叙述新闻事实和事件背后的道理。

新闻写作：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记者：您的文章以“通俗而深刻”著称，这样的写作功底从何而来？

詹国枢：写作其实没有捷径，关键还得多下苦功。

我出生在四川金沙江边一个小县城，从小喜欢看书、喜欢动脑筋想问题。1978年考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就认定，这辈子肯定离不开写作了，于是经常找机会练笔。当时，学校氛围非常好，中文系和新闻系在一起，我们也拼命搞文学创作。1982年春，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此时妻儿却远在四川。于是我便与6位小青年合住单身宿舍。每日清晨，6点必起，乘早班公共汽车到报社，用餐以后，就有一个钟头自由时间。晚5点下班，我也留在报社，乘晚11点末班车再回宿舍，又有5个多钟头自由时间。每天将近7个钟头，用来干些什么呢？那时心想，这辈子就吃笔杆子这碗饭了，手下可用将士，无非数千汉字而已，不把弟兄们脾性都摸清楚，到时咋派用场，如何游刃有余？于是，下决心通读辞海，厚厚一大本，大概100多万字吧，从第一页开始，逐字逐句，读到最后一页。遇到弄不懂的，反复琢磨几遍，看见有意思的，就用本子记录下来。第二年，承蒙领导关怀，妻儿调到北京。家人团聚之时，“辞海进修班”已经毕业，记录也有整整三大本。这对我打下写作基本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做事总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创新。即使写作，也尽量与众不同。怎么做呢？我将自己的写作风格定位为8个字：通俗易懂、举重若轻。比如，我采写《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就是以简单明白的生活现象，解释复杂深奥的经济道理。采写《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也是以简单明白的话语，说清楚并不简单的道理。我曾为一些杂志写专栏，探讨什么叫幸福，我就琢磨出一个公式：幸福=供给/需求。即，幸福与供给成正比，与需求成反比。供给越是充裕，越会感到幸福，需求越是强烈，越是不会幸福。倘若你感觉不幸福，试着套用一下这个公式，就会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记者采访写作，其实就是在做第二种翻译，将比较复杂、深奥，人们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感兴趣的素材，通过自己的努力，翻译成为简单、明白，人们既看得懂也喜欢看的信息。

记者：您曾在《新闻与写作》刊发过“詹国枢谈新闻写作”系列文章，今天，这些写作规律是否还适用？

詹国枢：应该还是适用的吧。比如，我先后写过《带着问题写新闻》《水平高低在选择》《述评写作三段式》《言论写作三要素》《最高境界是通俗》，一共5篇文章，其实就是5句话。我曾在北大给新闻系学生讲课说，写作方法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这5句话。

简单地说，“带着问题写新闻”这是我们新闻从业者脑子里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总纲”。我认为，记者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提问。无论采访一个人物还是采访一个地区，采访之前，我都会先问问自己，读者对这个人物或者这个地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写文章前，先给自己提几个问题，然后再逐一回答这些问题。采访的实质，就是如此。

“水平高低在选择”，写一篇报道，有哪些需要选择的呢？大体可分为5个部分：对象的选择、角度的选择、结构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和文体的选择。倘若你能做到每个选择都高出别人哪怕是一点点，最后，整篇文章肯定就比别人高出一筹了。

“述评写作三段式”，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述评写作中离不开的，无论任何述评，拆开来看，就这三部分。

“评论写作三要素”，指的是“故事、思想、文采”，到现在，好的评论都离不开这三点。

“最高境界是通俗”，这是我一直倡导的，真正有本事的记者是把复杂事情说得很简单，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所信奉的“大道至简”。

策划选题：“无中生有、欲罢不能”

记者：对于记者来说，最困惑的就是怎么寻找有意义的选题，您认为寻找选题的规律是什么？

詹国枢：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来寻找选题，即：需求决定价值，有需求才会有价值。所以，寻找选题的关键，是要摸清读者到底需要什么、最想看什么。

我把它归纳为8个字：无中生有，欲罢不能。

首先，“无中生有”。这并不是说，没有新闻也要编造新闻，而是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或没有归纳过、没有深度研究过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可以找到一些视角，进行整合或分析。这不就无中生有了吗？

其次，“欲罢不能”。要让读者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特别喜欢看，爱不释手。比如，某杂志近期的一个选题是“为嘛中国男人很丑”，虽然关于中国男人的这个网络话题，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重新换个角度，追根究底，你会发现，这个话题还会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寻找选题，就是创新。创新思维有没有规律呢？我认为是有的，我把它概括为三种思维，一是逆向思维，反向而行。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说互联网颠覆一切，有学者就写了篇“互联网不能颠覆什么”，这就是全新角度，就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二是追踪思维，一追到底。问一问“为什么、怎么办？”也能出题目。三是迂回思维，绕道而行。我在经济日报时，总编辑范敬宜曾写了篇特写《这里的库房静悄悄》，通过一家企业库房去反映企业的管理与质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出现不少“人为策划的新闻”，您怎么看？

詹国枢：严格说来，新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策划出来的。所以，新闻不可以策划。但是，一旦新闻发生，如何报道新闻，这就需要策划了。从这个意义说，策划无处不在。但是，所有策划都是基于有新闻之后再策划，而不是没有真实的新闻，策划出虚拟的新闻。这是两码事。

对于记者，网上网下标准如一

记者：您的微博关注度很高，您写微博有诀窍吗？

詹国枢：微博是和别人交往的一种手段，它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网络世界，这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非常精彩。我不是名人，更不是明星，所以，微博粉丝并不多，腾讯有30多万，人民网有60多万，新浪刚超过10万。我自己定下。标准是4个词，8个字：一是善良。人一定要谈善良，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冷漠，就是因为缺乏善良。如果大家都善良，社会将和谐很多。我的微博，关于善良的内容特别多。二是正义。包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等。三是智慧。这是永不过时的，也是读者最喜欢的。四是幽默。幽默是生活的调和剂，幽默也是一个人心态成熟的标志，幽默总是让人开心。我认为，有这四点就足够了。

记者：现在，有少数优秀媒体人自立门户或开设自媒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詹国枢：自媒体是新事物，也是一件好事，但我对自媒体的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那些一两个人就搞一个自媒体，哪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给人们？根本支撑不下去。新闻还是有规律的。在新闻这个行业，不可能一个人独闯天下，更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支撑一个新媒体。我自己就几乎天天写微博，但根本不可能每天都是原创，绝大部分时间，还得当搬运工，把自己看到的好的东西，转载出来。

记者：大家都说碎片化阅读产生不了思想大家，现在我们不仅在碎片化阅读，而且都在参与碎片化写作，这会影响我们总体的写作水平吗？

詹国枢：能否产生思想大家，原因很多，不能全怪网络。当然，网络的确是利弊参半。对于记者来说，既要沉入网络，也要学会离开网络，进入现实世界，让自己的思想更为立体。至于写作，不管网络写作还是纸媒写作，读者对文章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没有思想的文章，是行之不远的，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记者：信息技术发展快速，对于记者来说，有哪些变与不变？

詹国枢：要说“变”，主要是客观环境变了，记者手中可应用的技术装备更多了，文章的载体也更多了，采访的方式也更先进了。但是，对于记者最基本的要求还是不变的，比如敏锐、激情和吃苦精神等。说到对新闻的激情和创新精神，举个例子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想如何与记者身份结合起来。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从离开饭店到进入人民大会堂，从温总理作报告到离开会场，从头至尾，我都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短信到人民网微博，搞了几个小时的“一个人的现场直播”。虽然非常非常累，但心里美滋滋的。心想，以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使用手机搞微博现场直播，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新闻史甚至世界新闻史上的“第一次”呢，起码，也是个人新闻从业史上的第一次吧！所以，自始至终，非常兴奋，一点不觉辛苦。如果没有激情和创新精神，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怎么可能津津有味地去做一个人的“现场直播”？人有了激情，精神就会随时处于蓬勃向上、不断进取的状态。

送给年轻人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记者：您在微博的自我介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过去的），全国政协委员（暂时的），人民日报记者（永远的）。与其他职业相比，您认为记者职业的魅力何在？

詹国枢：记者职业的魅力就在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了。因为记者天天都有新发现，新创造。记者、编辑乃至总编辑，都是一样的，每天看到的事物和稿件都是新的，这太有意思了。

记者：有不少记者羡慕您赶上了那个时代。

詹国枢：说实话，我还是觉得现在做记者好。现在有多种可能性，一切皆有可能。过去，相对来说，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是在指定的位置上干一辈子，机会不是很多，那时我的追求就是把上级交下的每件工作做到极致。记得有次到河北沧州采访一位勇于改革的厂长王宏烈。这位王厂长，那可了不得，读过大学，当过右派，下过农村，进过监狱。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扑通”一声跳下海去，如鱼得水，把工厂搞得有声有色，成了河北一面旗帜。见到王宏烈，听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话题。采访5天后，回到京城，怀中已揣着6000字长篇通讯。回京当晚，我还有些亢奋，迟迟不能入睡。屋里早已关灯，怕影响别人，只在心中默默背诵通讯。从第一段开始，直到全文结束。遇到哪里觉得不妥，我会立即起身，悄悄打开电筒，将文章改好，再小心躺下，重新背诵全文。虽然我有愚笨的一面，但我能选择的是可以把事情干到极致。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年轻记者，我可能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媒体，做更多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当代的记者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詹国枢：我当总编辑时，衡量一个记者行不行，可不可用，主要看他是否肯干、能干。肯干是主观方面的，能干是客观方面的。二者都具备，就是好记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年轻记者说，你们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和发布工作。将来不管是纸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这工作在人类灭亡前是肯定不会消失的。因为，人人都有获取信息的需求，必须有一批专门吃这碗饭的人，去为人们的这种需求服务。至于信息的最终发布是纸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只是发布形式不同而已。你们不必太在意于发布形式。技术和渠道不过是载体而已。你们时刻应该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干的、有作为的信息搜集与整理者。有了这个本事，不愁没有饭吃。记者这个职业是个好职业，它是透明的，其成果也是公开的，公开就能公正，你的能力是摆在那里的。好与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正因为如此，临离开人民日报海外版时，我送给每个年轻人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话是孔夫子说的，我认为说得太精辟了，值得我们记一辈子。

詹国枢：致敬任正非，告别马云

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别了，马云〉！

文章有些激烈，也有些偏颇，

但是，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正如俞敏洪讲的，

中国企业的真相就是：中国遍地都是投机商，哪有什么企业家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值得我们深思！

别了，马云！！！

重磅看点

在南昌举办的主题为“中国经济：初心与再出发”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年夏季高峰会”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出席并做了题目为《在动荡的时代做不动荡的自己》演讲。

在演讲中，俞敏洪言辞激烈地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批评。俞敏洪说：中国有些企业家干的是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事儿。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应用水平不低，但多数利用的是中国人的低级趣味，包括阿里巴巴（264.460，-0.15%）、拼多多、腾讯。俞敏洪称，“不管是拼多多（145.610，-5.66%）还是阿里巴巴，包括腾讯，都是利用了中国人民喜欢买卖东西、喜欢互相八卦的这样的低级趣味。”

演讲中，他直指中兴（18.880，-0.53%）。俞敏洪称，企业不争气也让人很难受，他表示，自己曾经买了中兴的股票，结果现在基本都回不来本了。他研究发现，中兴一年在科技研发中的投入才只有十亿人民币不到，跟华为的几百亿投入相比，中兴号称自己是个高科技集团，真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俞敏洪的演讲引发了极大共鸣，大家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有网友评论称：所谓的BAT，及网易、京东、拼多多、美团等等，都是想挣快钱，对中国的实力并不能带来本质上的提升，那么多软件公司，宁可花成万上亿的钱去开发游戏，也没一家愿意去开发工业用软件，如CAD，CAM等设计、制造用软件。百度花那么大精力去搞AI，无人驾驶，为什么不愿意去开发工业领域一些基础性的软件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何中国在与美国的“毛衣战“过程中非常吃力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在一些高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中国在多年的初级经济发展中仍没有沉淀下一批具有“工匠精神”气质的企业领袖。

看看我们的企业第一梯队，除了能吹的万达，能忽悠的贾跃亭，还有装神的阿里，靠污辱国民智商而发财的“拼多多”，充斥各种低级趣味视频的“快手”，全民玩游戏，蝗虫一样的“饿了吗”、“美团”外卖大军真的让人汗颜！这哪是一个追求世界一流科技强国的国家应有的相貌？

所以，当中国的资本在为以赚快钱为目的，大把地砸向共享垃圾单车、蝗虫外卖和拼多多这种专赚傻子钱的企业而不注重对基础科技的研发投入时，我看不出拿什么和美国拼？有时我们非常痛恨美国借贸易问题对中国的极限讹诈式打压，但更痛恨国内这些不争气的伪企业家，华为一样的企业为什么就那么少呢？

似乎道理也很简单，最后俞敏洪讲的中国企业的真相就是：中国遍地都是投机商，哪有什么企业家呢？

华为企业每年利润的一部分投入科研开发，已经持续30年。近年来许多央企强势挺进房地产、金融界，搅得风生水起，但华为不为所动，从不介入，一心一意埋头搞科研，促进实体发展。任总是华为创始人，在企业只占百分之几的股份，其他百分之90多均为企业员工所共有。任总具有高尚人品与高瞻远瞩目光，不愧是中国企业家的典范。

马云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但他肯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因此当他说他将去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我为他感到高兴。但我也更加担心，他会利用湖畔大学这种方式，培养一批像他这样的商人，而不是去培养像任正非那样的伟大的企业家！如此这般，他将成为中国商界、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噩梦！

别了，马云！虽然我们告别的是一个马云，我却希望我们告别的是一个虚拟的泡沫化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和时代！

詹国枢：难忘的高考岁月

高考于我，是人生转折，后半辈子与前半辈子的分水岭。所以，难以忘怀，一点一滴，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1977年，一个似乎寻常的日子，正在金沙江边农村“搞中心”的我，傍晚无事，独自在江边散步，一边慢慢走着，一边听收音机。

突然，一个声音，让我浑身一机灵，热血沸腾！

声音里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参加。

恢复高考？也就是说，我也可以参加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了？

是的，当然，明明确确，没有问题！

于是，激动不已。立即给远在县城的妻子打电话。妻说，我也正听这消息呢！你回来吧，请几天假，复习复习，也去高考！

于是，立即请假，很快回到县城，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屋。

一推门，傻了！妻子躺在床上，面如菜色，她病了！病得不轻，急性肾炎！

怎么啦？你怎么病了？看医生没？好好休息吧，我来照顾你！

别的，已无须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妻子的身体，这是当下的一切！

你别管我，我不要紧！妻说，就这两天不大舒服，过几天会好的。你回来就好，好好复习吧，别耽误了高考！

考什么考？你这么个情况，即使考了，我怎么放心出去读书？你一个人，还带着儿子！

叫你别管就别管嘛！妻有些生气。你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个机会，怎么能够放弃！

高考前两年，詹国枢和妻子杨乔抱着刚一岁的儿子，在公社电站出水口前留影。

妻和我，相识于5年前，她在郊区公社当广播员，我在县文化馆当美工。都当过知青，都吃过苦，都忠厚老实，都纯朴善良，就凭这，我们一见如故，结婚成家，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后来，又有了儿子，父母也在县城。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令人羡慕的平凡踏实的生活。

然而，假如我参考高考，外出读书，这一切都将打破，重新安排。尤其是，妻身体本不大好，收入也不高，又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分居两地，生活该有多么艰难！

妻不是不知道这些，但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毅然决然支持我参加高考。

那些天，妻身体稍稍好些，便起了床。每天清晨，吃过早饭，背上儿子，去到公社，又是下乡劳动（公社干部是要参加体力劳动的），又是搞计划生育（公社中心任务，每人分片包干），又是晚上开会传达文件（不知文件咋那么多，几乎隔三岔五就来一个文件）……妻一早出门，背着儿子，瘦小的身子，行走在乡间小路，一边走，一边教儿子背顺口溜：唐僧骑马冬那个冬，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儿子回来，爸爸还在复习，他就一句一句，背给爸爸听。

大学入学照

县城很小，单位不多。听说小詹要参加高考，一些同事笑笑说，考什么考？他呀，闹着玩的！妻听了，笑笑，仍是早出晚归，带着儿子。我听了，也笑笑，继续埋头复习，从早到晚。

高考那天，回到已经多年没有回去的中学，坐进曾经上课有些陈旧的教室，一切都还那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毕竟，已经是28岁的人了。毕竟，已经成家立业，当了爸爸，早已过了上学读书的最佳年龄。

考得还算顺利。只是，考数学时，有一道题，左算右算，总是不对。当天傍晚，妻陪我散步，我坚持说，肯定是高考卷子出错了，我算了好多遍都不对！妻说，你呀，还是那么瞎自信！人家全国出的题，怎么可能错嘛！

后来，渐渐传出消息，小詹在全西昌地区考了个文科第一。又渐渐传出消息，前来四川录取新生的已经回去，只等着发录取通知了。

人们已经渐渐意识到，小詹早迟要离开金沙江边这小小县城，到遥远的外地读书。几位一起下乡的朋友，相约到家里聚会。妻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桌好菜，还特地买回啤酒、红酒。大家正要举杯，隔壁老王说，小詹，邮局叫你去取邮件！

是录取通知书！我兴奋得放下筷子，说了声你们等着，飞快向邮局跑去！果然，录取通知书！深黄的马粪纸信封，下面，印着红红的四个大字：复旦大学。

颤抖着将信封撕开，一看，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说了声谢谢谢谢，立即飞快往家里赶。进了门，一桌子菜，原封未动，大家一看我这兴奋劲儿，啥也甭说了，齐声祝贺，干杯干杯！

妻也将酒杯举到我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充盈着泪水！是高兴？是意外？是欣慰？是不舍？

或许，都有吧。

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一别，就是四年。四年后，分配工作，又是两地分居，不知还要等多少年！

只记得，在复旦，妻每月汇我40元，我俩全部工资，她只留下34元。我成了班上的富裕户，不但可以经常在食堂吃大排（上海人叫大扒），还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参考书。家中的她则节衣缩食，一分一分省着过。儿子上学看到小朋友们带了糖果，哭着也要。妻只好从泡菜罈里抓出几根泡菜，让儿子带着，去吧，在路上吃！

只记得，在复旦，每逢周四，我总要给妻写信一封，这是我们的约定。到了再下个周四，总会接到妻的回信。妻亦如是，每逢周四，她总要步行到县邮局，取信一封，再寄信一封。邮局门市的王大姐总是笑嘻嘻看着她，将信递过去说，乔娃，你真准时！诺，你们小詹的“中篇小说”！

妻满面笑容，回到家中。她说，那一整天她都是“心儿在歌唱”！一封信，反反复复读，在家中读，上班抽空读，上卫生间也读，直读到信封磨旧，又等再下个星期四，再取回另一部“中篇小说”。

1978年从上海回家探亲，一家人在宿舍前合影。

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哪，高考和高考后读大学的日子。

高考，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

高考，留下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詹国枢：感官消费升级该从哪儿着手？

说起感官消费升级，大家都挺兴奋，政府摩拳擦掌，媒体积极跟进。我以为，要搞清楚感官消费如何升级，首先得冷静想一想，感官消费为何需要升级？其根本动力在哪里？

感官消费之所以必须升级，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的。温饱之后，要奔小康；家里安了电扇，还想再装空调；一家人不挤一间小屋子了，接下来就要琢磨买三居室？？人的欲望，总是不可能完全满足因而也总是没有止境。惟有感官消费不断升级，才能满足人们永不停歇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到底是沿着哪个方向延伸的呢？

我以为，以下四个目标，既是人们这种向往和追求的方向，也是感官消费升级的方向。

其一，更加方便。

方便，是人类最基本的天然需求。因为，方便可以减轻劳动强度，节约时间成本，让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光，去享受美好生活。

方便面曾经带出数百亿的食品市场，快递业已经容纳数百万劳动力，我们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可不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更加方便”上动动脑筋，铆足劲儿，做出一篇又一篇感官消费升级的文章来呢？

其二，更加舒适。

方便之余，舒适便是人们最重要的追求了，越是有钱有能力，越要追求生活舒适。电风扇升级为空调，硬板凳换成软沙发，房子想住大别墅，飞机要坐头等舱，冬天去海南，夏到北戴河，都是为了追求生活舒适。

其三，更加愉悦。

人生幸福，并非仅仅源于生活的方便舒适。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以后，精神生活的升级，越来越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让食客更加愉悦，餐厅越来越注意内外环境的洁净、宽敞和赏心悦目，用餐之时配上优美音乐，甚至还有乐队伴奏、现场演唱，则更能提高餐厅档次，让顾客吃得更加尽兴。

名牌衣服和奢侈品为什么不愁没有市场？为什么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喜欢名牌？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感到身份不凡而心情愉悦。

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听觉消费和视觉消费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电影院成了大型商场的标配。观众舍得花几百上千元买张歌剧票，为的也是让自己在观赏过程中心情愉悦。

其四，更加安全。

人类五大心理需求中，安全需求是排在最底层因而也是最基本的需求。没有安全做保障，其他需求必然大打折扣。无论吃穿住还是用和行，坦率地讲，时下人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并未做到让人完全放心，换言之，为了让人们感觉“更加安全”，消费升级仍然大有文章可做。

为了吃得更加安全，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为了穿得安全，天然动植物原料的衣服，成为人们穿着的首选；装修用品，家具、瓷砖、涂料，越来越多的在打绿色牌。

消费升级，从总体目标看，必须也只能沿着以上四个方向发力。

消费升级确实是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但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且，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也将发挥不可小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