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世界工厂

　　德国著名的中国专家弗兰克·泽林在近日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形容东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近千万人口的东莞，是蓬勃发展的广东省省会广州与比邻香港的“迈阿密与硅谷混合体”深圳之间的“丑小鸭”。但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这只“丑小鸭”如今已经跻身全国15座新一线城市名单。

东莞？新一线？

　　这个大家印象中有点土气的“代工厂”，凭什么打败其他城市成为“新一线”？

　　这个老牌的制造名城，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之外，如今还有别的优势吗？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曾以GDP年均18%的经济增速领跑20年的东莞，在滚滚向前的南海潮中，转型顺利吗？身处其中的企业和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带着这些疑问，《新民周刊》记者亲赴东莞，寻找问题的答案。

　　“三来一补”成就的“世界工厂”

　　东莞，一座诞生了“民间藏富八千亿”传说的城市，也让无数人白手起家的梦想照进现实。40年里，多少人身怀创业梦想，来到这座充满机会的城市，有人志得意满，有人铩羽而归，有人执着坚守。

　　29岁的熊倪来自宁夏，在北京上学时喜欢阅读商业财经报道，封面上的大佬们是他的榜样，那些文字打磨出的商海钩沉、热血故事，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

　　2013年，大学毕业的他选择了广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出的企业家最多。机会多。”他说。

　　这个决定经过深思熟虑，熊倪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他的创业伙伴黄新本身来自东莞，家里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们选定了电镀行业和塑胶行业作为主攻方向，“一种是有机化学一种是无机化学，这两种都是工业的基础原料，我们都能很快上手。”

　　为了摸清整个市场的规律，熊倪先在一家电镀工厂呆了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把技术、经营、销售的门道都摸清了，与此同时，他却发现，他所在的园区里，每天都有工厂在倒闭。“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可能来得太晚了，这里已经是制造业的红海，而电镀又是重污染行业。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时代潮流都是不可逆的。”

　　时光倒回40年，东莞则是另一番景象。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中共广东省委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1978年9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县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创办，开启了东莞农村工业化之旅。《南方日报》在1988年9月29日的头版头条上记述了这一段敢为天下先的往事——

　　1978年夏天，港商张子弥在广东省二轻局的领导陪同下考察虎门镇，终于，他看中了濒临死火的太平竹器厂。

　　这位长期经营手袋的商人，由于多种原因，他在台湾投资的工厂面临倒闭。而当时的内地正悄悄自动开放着大门，嗅觉敏锐的张子弥抓住了这个机会，选择了靠近香港，水陆运输方便，劳务费又便宜的虎门开办手袋厂。

　　港商投资办厂，对于投资者或是东莞的当事者来说，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在经过反复的思考与谋划后，双方在1978年8月30日签订合同，那张标注“粤001号”的三来一补协议在东莞诞生，协议中写道：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东莞二轻局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经历了筹备、引进设备、试产等阶段，太平手袋厂在当年9月15日正式投产了。

　　太平手袋厂采取香港的管理模式，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件计算。当时的供销科长吴国良回忆：“每人每月拿二三百元，比起干竹器每月28元，多了十多倍。很多人拎着鸡鸭想走后门进入太平手袋厂。”

　　最鼎盛的时候，太平手袋厂的厂房从开始的400平方米扩建至后来的8000平方米。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开办，吸引了大批港商进入东莞投资设厂。港商进入东莞投资，对东莞的营商环境、意识观念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中这样写道，被称为“借船出海”方式的“三来一补”，让东莞迅速积累起产业发展的资金。此后，东莞的城乡经济又从“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由外商独资经营与和外商合资经营的企业逐年增加。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开创了“东莞奇迹”，它像燎原之火，蔓延到整个广东乃至全国，也使东莞逐渐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台商涌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驱车行驶在东莞中心城区，映入眼帘的最高建筑，便是东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台商大厦。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是台资企业最辉煌的时候落成的，“还没盖完，68层的写字楼就已经全部被预定光了。”

　　“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这句民间俗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东莞台商在全国的比重。

　　然而，1988年前，在东莞的外资中，港资仍然占多半。直到1987年10月，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实施，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才终于被打破。

　　是时，恰逢台币兑美元升值、台湾《劳动基准法》实施，导致台湾当地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内地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因此，两岸政策缓和后，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考察，寻找投资机会。

　　1988年之前，没有台商直接投资的先例。台商张铭烈非常看好这片新兴市场，他在1979年创办的万泰电线，当时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电线生产企业之一，由于台湾的生产成本暴涨，他决定“曲线救国”，先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乐豪有限公司，筹划以港资企业的身份和来料加工的名义投资大陆。

　　在当时龙眼管理区领导的帮助下，1987年，张铭烈在龙眼租下3000多平方米厂房。1988年3月，泰兴电线厂正式开厂，东莞首家台商企业由此诞生。不仅如此，30年间，这里还曾先后走出200多个线缆行业的老板，被誉为国内线缆行业的“黄埔军校”。

　　1988年，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像张铭烈一样，从香港、深圳辗转深入东莞考察、投资。

　　也是在1988年，国务院批准东莞由县升级为地级市。这一年，东莞各个镇区都开足了招商引资的马达。以海外侨胞为宣传对象的《东莞乡情》杂志，不时刊登铜版纸印刷的工业区广告：“××工业区依傍广深公路、紧靠太平海港，交通便利。”“××工业区有大量外地劳工涌入，用电设有专柜，电力充沛……”

　　1992年后，来东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台商投资的领域遍及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及五金制品、工业用原材料、鞋业、机械和家具等，东莞成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最密集的地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形成挤压力，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作为东莞市第二批投资大户纷纷转移和落户，这次产业转移被命名为“集聚效应”。

　　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的3530家（2006年），若加上不入会的台商，最多的时候台商总数可能达7000多家。截至2017年10月，在东莞的台商仍有2700多家。

　　台商在东莞的兴起和发展，也成了东莞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数据显示，仅台达电子就带来了20多家上下游企业。而这些企业的配套，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行业壮大，不少勤劳聪明的大陆商人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黄新的父亲黄旻正是其一。1989年，黄新的父亲揣着家里东拼西凑的300块钱，从福建来到深圳，凭借一口乡音闽南语，他和东莞的台商们走得很近，渐渐地，他从工厂门口摆摊卖油条到规模化承包食堂负责餐饮，随着台商的壮大，生意也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能够为三万个工人配餐”。

转型升级，“世界工厂”再出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爆发。那一年，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转型升级。事实上，东莞的转型升级比这更早。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暴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峻，部分企业在市场的冲击中没有实现积极转型，被市场无情地抛弃了，其中，就有开创“三来一补”模式的第一家企业太平手袋厂。

　　传统制造业遇到困境，其实早有预期，因此，东莞从1994年就提出要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工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也在主动谋求转型。“当时提升经济的4万亿计划给了低端制造业喘口气的机会。但大家明白，不转型就只能等死。”熊倪身处其中，已形成了对市场的天然敏感性。从电镀行业出来后，他转而投向塑胶行业。

　　为什么不离开东莞？

　　“东莞是有其不可替代之处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这里的产业配套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熊倪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工厂的设备配件得维修保养吧？如果我在宁夏，那找到适配的型号然后再寄过来，可能要花上数天的时间，还有快递的支出，但如果在东莞，可能都不用出镇，什么型号都能找到。”

　　“东莞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另外，这里的政府办事公道，政策落实也好。”众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总也对东莞赞誉有加。

　　众一成立于2013年，前身是一家做塑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金融危机的浪潮过后，众一收购了当时东莞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聚酰胺（俗称尼龙）企业，据李总介绍，虽然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塑料制品，但大部分都不是国产的，“我们原先做贸易，有渠道优势和原料优势，现在加上技术优势，我们才能在竞争中活下来，掌握议价权。” 李总对此有着清晰的规划， “塑胶是工业粮食，需求永远存在，但光在东莞的樟木头镇，就有几万家塑胶厂家，未来想在这个市场立足，核心技术才是最大的竞争力。”

　　2017年，众一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专心研发高附加值的工程塑料，目前已经产生了四项成果。与此同时，众一也申请到了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1000万的补助支持和税收减免，如今，众一是OPPO\VIVO\美的等大型企业的塑胶供应商之一，年产值达到两个多亿，靠技术优势取得了逆袭。

　　同样通过主动转型升级留在东莞的，还有台湾商人、晋锋五金制品的张总。2004年开办工厂起，从20个工人，到去年高峰时的900个工人，虽然感受到了用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和营商政策的收紧，但“这里有我的供应链和客户链”。并且，早在2008年，晋锋就开始布局研发创新，建立了自己的原创团队，也因此，在数次经济浪潮过后，晋锋不退反进，如今他生产的电子配件，是比特币核心元件的组成部分。

　　真正身处浪潮其中的人们，反而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解。“不管生意好做难做，这个市场总有人会被淘汰，也总有新人进场，都是自然规律。”张总向记者坦言，“当年内地经济落后，需要吸引外面的帮助，但国家要进步，低端制造业就迟早要转移，对于企业来说，适者生存是最好的应对。”

　　事实上，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东莞的传统产业逐渐走向集群化。如今的东莞，通过培育“两自”企业，力推“机器换人”，已经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2014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明确将发展工业机器人产业、推广机器人应用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随后两年，“一号文”不断加码“东莞智造”。十九大召开后，东莞提出要在创新转型发展上实现跃升，其中一个目标是实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

　　据《2017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东莞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49家，总数达4077家，位居省内地级市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96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829件，均排广东省第3位。

　　东莞位于广州与深圳之间，为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成为该走廊的成果转化基地，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被规划为“两核”。2017年，华为的终端总部和企业数据中心决定要从深圳搬到松山湖，光办公园区，就投资了100多个亿；除了华为，东莞还吸引到散裂中子源、中集智谷等高端创新要素，有专家认为，这些公司集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恐怕在专业化方面会超过深圳。

　　但也有人认为，对像东莞这样高速发展的新一线城市来说，把人才招来是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留下来。

　　不过，无论怎样，走过40年开放道路的东莞，未来仍将倍速发展，“世界工厂”，再次扬帆，朝着远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