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去、回不来…上海人都得看“居委发布”？居委会有权制定小区出入政策吗？

近期，为复工者进出小区

设置层层阻碍

无疑是上海现阶段复工复产道路上

的堵点和绊脚石

那么，为啥会出现

越往下越层层加码的现象？

居委会或其他小区的自治组织

究竟有没有权力

关上小区的大门呢？

小区类型一：出去了就不能回来

日前，嘉定区马陆镇的彭女士反映：丈夫在安亭镇某车企工作，3月底开始便留守单位，至今已离家近两个月了。5月14日前后，公司告知彭女士丈夫，可回家轮休；他当即致电所在居委，询问返家所需的证明，得到的回复是——”等马陆镇静默期结束+公司出具返回证明“即可回家。

待丈夫公司出具5月16日以后的放行许可后，5月17日，彭女士前往居委会询问相关情况，居委会工作人员向她出示复工人员返家所需的材料。（如下图所示↓）

据了解，上图中第一列是针对党政机关复工人员的要求，第二列则是针对企业单位复工人员的要求。

图片显示，相比党政机关复工人员，企业复工人员返家所需满足的条件更多，主要涉及内容为——区防控办盖章材料和复工证（轮换）。

对于区防控办盖章材料的具体内容，居委工作人员表示，即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区防控办的章。

彭女士在网上搜到区防控办电话，但多次拨打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之下，她又尝试拨打12345市民热线，对方回复：找公司协助解决。

“老公公司在安亭镇，已经出具有安亭镇盖章的返回住地证明，即表明安亭镇是放行的；但总不能让安亭镇要求马陆镇放人进去吧？”

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会，了解复工人员最新返家规定，居委会仍强调，防控办证明是必须的！

了解情况后，记者来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沟通。居委工作人员介绍，小区之前有返家复工人员拿到过防控办证明的先例。而当记者告知上海市政府已有相关人员返家的明确政策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尚未接到上级通知。

还有部分小区，则明确规定不可返回小区。例如：宝山区乾溪一村实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在外居民暂时（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区；只有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方可每日往返。

小区类型二：回来后就不要出去

在浦东新区的馨悦名邸和金色雅筑则规定：

居民长期居家后可以离开小区，但离开后短期内不可再回；

长期离家后可返回小区，但进入小区后短期内也不可再离开；

无论居家还是返岗，都要原地观察一段时间，不能在短时间内频繁进出小区。

不论是离开、还是返回小区，都要需持相应证件。离开小区时，居民要有单位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方可离开。

在馨悦名邸，居民返回小区时，要提供单位证明，注明闭环管理时间地点、核酸抗原等检测情况，同时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并在小区门口进行抗原自测，结果为阴性后，方可返回小区；一旦返回小区，则短期内不能再离开。此外，馨悦名邸暂不接受从其他小区返回该小区的居民。

金色雅筑接受小区、企业等地返回的居民，但同样的，一旦返回则不能在短时间内离开小区。

馨悦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离开小区居民比返回小区的居民要多。对比5月1日与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数后的数据显示，约有三十多名居民离开小区，有的为返岗有的是返乡。

在上述两个小区，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可以每日往返；居民如果有就医需求，可以外出。

小区类型三：

外地返沪人员被拒之门外

有关返沪人员回家中途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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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回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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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遇到同样问题

5月25日，年过六旬的孙女士妈妈从河北返沪，带着两个装满物品的大箱子，回到位于宝山区淞南九村的家。可到了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下……

人在浦东家中的孙女士，急忙拨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电话，居委工作人员表示返沪未报备不让进。

孙女士反复交涉未果后，又表示，“如果不让老人回家，是否能帮忙联系酒店，愿意自费居住。”居委工作人员除了告知孙女士老人不能进小区，其他一概不知。

六十多岁的阿婆

只能在小区门口等待、再等待

无奈之下走

来到小区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帮助

面对老人的无助，警察也只能安慰

此时，孙女士在浦东家中

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寻求各个平台的帮助

孙女士母亲在派出所停留了一会后，再次回到小区门口。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决定“硬闯”回家，她带着两个大行李箱直往小区里冲，保安则紧跟在后，劝说其先去居委。

于是，老人一到居委就诉说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员查看了老人的核酸报告、行程码等，再拨数个电话沟通后，最终同意老人回家，并要求她居家五天健康管理。

虽然老人最终回到了家中，但让孙女士非常气愤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自家小区门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居委工作人员根本没到小区门口来询问过任何情况，最终还是靠老人“硬闯”才回到了家中。

为何进小区这么难？

居委会是否有权

制定小区的出入政策？

律师：居委无权

自作主张，层层加码

对此，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曹竹平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和《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曹律师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防控政策应当由市政府来统一制定的，居委会是更加侧重于服务居民的基层群众组织，居委会无权代表行政机关进行涉及到居民具体法律上权利义务的管理。“这肯定不是居委会管的事情。居委会它是一个自治组织，它是根本没有权力来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级街道（镇）政府也是没有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的。”

曹竹平表示，当前，复工复产是疫情社会面平稳后的头等大事，管理上应当全市一盘棋。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要防止基层行政机关、街道（镇）一级的政府及基层的居委甚至物业、业委会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否则不利于本市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地和执行。

曹竹平举例说，现在上海仍在进行的三区管理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在此范围中，街道（镇）和居委不能再加码，设置“每天或每几天里，每户只有一人能出门”的规定，“每隔几天，每家（或每栋楼、每层楼）可以派一个代表出门购物”的规定。

曹竹平告诉记者，抗疫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居民回归正常生活、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层组织在市政府规定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会削弱老百姓对居委会的信赖，不利于疫情之后居民工作的开展。

人大代表：防疫要与

法治理念相结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书鸿认为，现在防疫的过程中，小区与小区，居委和居委会之间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让老百姓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居委会在执行政府职能行为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依法执行操作，不能自行层层加码。

“比如区里规定静默期3天，居委会将小区静默期延长到5天，那么，这多出来的2天就属于自行加码。”

潘书鸿介绍，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是一个民间的自治组织，它的核心价值是民间依法自治，居委会是基于居民的授权开展服务管理小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居委会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职能行为。

那么，在防疫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就拿辛勤工作的“大白”们来说，他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认可。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所以执行防疫任务尺度时会有差别。

潘书鸿认为，作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要懂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执行防疫任务时，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务者身份的形象。

“现在居委会的各种做法和规则，到底是基于什么依据，要给百姓一个明白，要赋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权，让百姓配合居委会、配合基层部门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实。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或尺度，不给百姓应有的知情权，让他们蒙在鼓里，就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

原标题：《出不去、回不来…上海人都得看“居委发布”？居委会有权制定小区出入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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