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国的城乡发展差异与贫困——亚洲减贫报告（摘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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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日前发布了《亚洲减贫报告2020》专题研究报告。报告以“全球化变动与公共危机影响下的亚洲贫困”为主题，梳理了亚洲减贫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总结了亚洲减贫的成就和经验。今天分享的是报告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

中国自上世纪70年末恢复了高考制度，从此人们从乡村可以考入大学进而进入政府部门参加工作。1999年开始的高考扩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跨越。1990年代初期开始，劳动力流动限制被解除，粮票制度被废除，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到城市找工作并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使得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日益突出，在2008年达到了峰值0.49。随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减免学费、推进贫困地区脱贫等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使得基尼系数在近年有所下降，不平等的程度自2013年之后开始有所扭转，但仍在0.4以上的高位。李实等学者（2020）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转型尚未结束，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分配收入不平等问题并未引起社会的动荡问题，是因为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但基尼系数能否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的顶点并进一步降下来，还取决于政府未完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例如一直滞后的流动人口的户籍改革政策。39

如表2.2所示，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40，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67元41，东、中、西部42农民收入分别为19989元、15290元和13035元，东部农民收入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1.17倍、1.53倍。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区域间贫困人口数量的差异。中国贫困人口分布的区域性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各区域贫困发生率均显著降低，西部地区的降幅更是大于东部地区。但是，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考察，贫困的区域性特征则依然存在。农村仍有一半以上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地区。如图2.3所示，2019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323万人，占全部贫困人口比例为58.6%；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181万人，占比为32.8%；东部地区43农村贫困人口47万人，占比只有8.5%。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中国的城乡差异问题也一直是发展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特征之一。图2.4可见，最近五年来，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增加，且城乡收入比以及农村与农村贫困地区的收入比都在不断下降，显示出城乡差异以及农村内部差异都在逐渐缩小，且后者的差异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城乡收入比从2014年的2.75下降到2019年的2.64，一方面由于起点差异较大，一方面下降幅度非常有限，暗示中国城乡差异相较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异问题更为突出、更具结构性。

此外，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差异也是影响中国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自2012年开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2015年全面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的目标，直接瞄准了公共服务供给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等一系列教育扶贫的举措，已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大幅度提升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录取率，但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大中专升学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更是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的短板。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59万个行政村仍有40万个没有幼儿园45。儿童学前教育仍然存在地区和城乡差距大的问题。此外，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仍然存在城乡分割的状态。2010年至2014年，中国城乡卫生费用比由3.48下降到2.5246，显示了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积极变化。但是，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医疗的问题已经不是数量的问题，而主要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问题。虽然大多数贫困村都建设了卫生室，但是很多卫生室缺乏固定的医生以及必要的医疗设备，以及缺乏经过训练的医生。

整体来看，按照中国现行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统计学意义上的农村绝对贫困已接近消除。当然，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将加剧返贫的风险。但是，这显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减贫取得的进展。农村绝对贫困的即将消除也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的贫困时代。中国的贫困状况将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格局。首先，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群体的消失也同时意味着以城乡和农村内部不平等为特点的农村相对性贫困将明显呈现；其次，如果考虑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及总体社会转型的长期性，特别是城乡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差距，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依然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之后，中国长期以来以农村贫困为主要特征的贫困格局将会转变为新贫困标准下农村相对贫困群体和城乡转型性贫困群体并存的新的贫困格局。实际上，即使在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尚未完全终结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的贫困格局和贫困特点已经开始发生这一质的变化。

图片来源：pexels

本章小结

亚洲地区并非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也都处于0.55以下，低于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区基尼系数更高的地区。总体上讲，亚洲国家在收入平等性方面呈现出三种类型：转型性的收入不平等，不发达的平等，以及高收入的平等。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转型性收入不平等的国家。

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衍生物，也是亚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在持续影响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很多亚洲国家的减贫业绩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所抵消。亚洲地区多维贫困的发生率高于绝对贫困发生率的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缓解和消除贫困会受到影响，因此需要政府的强有力干预来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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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hi Li, Terry Sicular and Finn Tarp (2020). Inequality in China: Development, Transition,and Policy. Downloaded from: https://www.aeaweb.org/conference/2020/preliminary/1962. 下载日期2020年9月11日。

4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4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42 此处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将中国地区分为西、中、东和东北四个区域。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份。

43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12个省份。

44 魏后凯, 黄秉信等(2019). 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9~202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5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西部学前教育发展情况报告[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1): 97-126.

4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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