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名称来历：从两川、三川，再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

四川省名称来历：从两川、三川，再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

四川为什么叫四川，而不是三川、五川？

实际上四川历史上两川、三川等称谓都有，只不过发展到最后，最后留下的恰好是“四川”之名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现今省级行政区划的 “四川”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统治者在征战过程中，在各地设立行省，以代行中书省之权。

如果说，作为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一个实体的话，那么“四川”之名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它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的演变过程。

从 “两川”到 “四川”

四川古代称谓甚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先秦时代有古蜀国。东部 （今四川东部和重庆范围）有所谓巴国，合称巴蜀。

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其所指称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例如，秦代设汉中、巴、蜀三郡，后来西汉初分蜀郡 （益州郡）为广汉、犍为、蜀郡三郡，合称 “三蜀”。东汉时曾分巴郡为巴、巴东、巴西三郡，合称 “三巴”。三蜀、三巴之地几乎囊括今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而汉中之地或并或析，不一而定。

“三蜀”的指称后来并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三蜀，而是指代整个巴蜀而言。而这个 “三蜀”，又与唐之 “三川”同义。

唐贞观元年 （６２７年），根据 “山河形便”，以益州 （治今四川成都）置剑南道、梁州 （今属陕西汉中）置山南道。

至德二年 （７５７年），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分置节度使。宜宾以上的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流域和沱江中上游归属西川，泸州而下至重庆的长江流域 （沱江只包括下游）、重庆至合川的嘉陵江段和涪江流域则大体为东川所辖， 此为 “东西两川”。

此前之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年），已分山南道为东、西二道，四川东部合川以北的嘉陵江流域、合川东北的渠江流域属山南西道 （治今陕西汉中）。山南西道地区与 “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自古以来就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更为密切，它们同属古代的巴蜀经济政治区域。

唐代宗时，将剑南东、剑南西、山南西三道置三道节度使，称三川节度使，简称 “剑南三川”或 “三川”。

永贞元年 （８０５年）八月，袁滋被任为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慰抚三川”。虽然“剑南”本以剑阁之南得名，但东西两川或剑南三川的行政范围都并未束缚在剑阁之南。剑南三川也称为 “三蜀”，胡三省注 《通鉴》唐末之三蜀说： “东、西川及汉川为三蜀。”

后蜀宰相李昊曾言于蜀主曰：宋氏启运，不类汉、周， “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实际上，后蜀的版图已达今湖北西部地区，此所谓“三蜀”，其实即唐代所说的 “三川”。

北宋初，全国诸府州直辖中央。府州之上，设置了监察辖区并掌管专门职责的１５路 （后多次变动，此不论），将原唐代剑南道置为西川路，从中分出峡路，又再分西川路为西川东路、西川西路，寻并。

《长编》载：至道三年 （９９７年），“剑南初曰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路，寻并之。是岁，始定为十五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峡路”。

唐代剑南即宋初之西川路，西川路后分作益州路和梓州路，此即常称的东西两川，益州路为西川，梓州路为东川。后来又数度或加或省 “剑南”二字，分别 为 （剑 南）西 川 节 度 和 （剑 南）东 川 节度。故而宋代承袭唐时常有 “两川”之称，也就是指益州路 （成都府路）和梓州路 （潼川府路），如 《长编》卷６２，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年）二月载，“其两川、广南、漳泉等处见任官”。

“四川”的得名曾有过多次讨论，或说因境内有 “四大川”之故，或说宋分今四川地区为“川峡四路”，省文而得。一般认为，后者较为正确，已成共识，不赘述。

此说出自清初顾炎武：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顾炎武之言来历：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年）三月十日诏，分川峡为四路，将原东西二川和峡路分作上述四路，这就是宋代史籍中常常提到的 “川峡四路”，后遂省文称为 “四川”了。

然而，“四川”一词并不是从咸平四年一开始就被普遍使用的概念。据内容侧重不同，在政府公文或习惯上一般仍用 “西川四路”或 “川峡四路”或 “川峡”、两川、西川等名。

直到北宋后期徽宗年间，在政令或公文中“四川”一词的使用才多了起来。如 《宋大诏令集》于政和五年 （１１１５年）和八年两载《四川曲赦》令，《宋会要辑稿•兵》载宣和元年 （１１１９年）十二月 “诏四川”讨晏夷等等，但它们都是合四路而言的省文之称，与前文所言“川路”同义。

宋室南渡，“川峡四路”作为西部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四路整合的需要也日渐强烈， “四川”一词也随之被普遍使用了。但在许多时候，也同样是一种 “虚” （省文）的用法，如宋高宗时曹勋上书说， “四川天下之根本”云云也属此类。李心传 《朝 野杂记》载“四川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原注分别记载了“西路、东路、夔路、利路”各路的上供数，省文而称 “四川”之意甚明。

虚实之间的 “四川”

北宋虽然已经使用 “四川”一词，但它并不加诸职衔之上，是一种省文的用法，亦即本文所说的 “虚”用。北宋后期以至南宋， “四川”一词已被频频使用，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前所言的省文之称，即川峡四路之省称。第二种情况是将 “四川”冠在某一专门职衔之前，这是以下所要讨论的内容。

宋代 “路”制本非完整意义的行政区划，其机构是帅司和漕、宪、仓诸监司，诸路置使，不纯为监察，各有执掌，其所掌往往并不和路的划分相一致。

四川本是四漕司路，南宋时却合四路以 “四川”之名直接入于他衔。如果将省文而称的 “四川”看作是一种虚称，把元代设置四川行省看作是实体，那么，负有某种专门职权的 “四川”则在虚实之间。虽然南宋的 “四川”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但从某种专门职掌权限来看，“四川”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这种变化似在不经意之间，其中以帅 （安抚使）、漕 （转运使）两司所掌最为明显。

南宋时，也习惯 使 用 “四 蜀” 一 词，大 体 与 “四 川” 同义，但应注意的是，它同前面提到的 “三蜀”一样，都是一种俗称，一般并不将四蜀冠之于正式职衔之上。

南宋范成大游蜀日记 《吴船录》说：“军兴，置大帅司，始总名四川。”此之 “始”，已不同于北宋省文之虚称了。但此说之不确，亦显而易见。宋代称安抚司为帅司，置四川大帅司是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年）之事。是年十月，席益被任命为川峡四路 “安抚制置大使”，被称为 “四川大帅”，其官府则称为 “四川大帅司”。

“四川都转运使”在绍兴五年之后成为四川独有之官， 《朝野杂记》载： “渡江后惟四川有之。明受元年三月，始以黄右司 （既木）为四川水陆制置发运使，置司遂宁府”。

南宋时 “四川安抚制置使”成为四川特有之官。安抚使 （帅司）本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南宋时权限缩减， “兵事皆属都统，民政皆属诸司，安抚使特虚名而已”。

讨论 “四川”概念史有什么意义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语义学 （词义学）来讲，一个名词的词义在不同时代 （时期）其内涵可能是不同的，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准确地理解这个词的历史内涵，避免以今观古。就 “四川”来讲，其义三变：一为北宋及南宋时期作为 “川峡四路”省称的四川，变而为南宋时期执掌川峡四路某种专门职权的四川，再则是元代以降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四川。

第二，从校勘学的角度来讲，可以避免阅读或书写时混淆汉晋之失，亦可纠正今本史籍记载之误。

第三，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四川”由虚至实的变化与宋代政局的演变密不可分，此实乃“隐蔽”于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常有数路合称的情况，如两淮 （淮东路、淮西路）、两湖 （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二广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两浙 （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等，这些虚称的大区后来都没有演化为行政区划，演变为实者唯有“四川”而已，表现出宋代四川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四川”词义由虚而实的变化是地方政区符合逻辑演变的一个注脚，不是主观意图而是客观使然。

宋代 “路”本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之制，不是完整意义的行政区划，或者称之为地方行政的 “二级半或虚三级制”，实际上这是由监察长官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转变，汉唐时代不乏实例。

汉代的 “刺史”是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的显例，唐代各镇置节度使、观察使，均乃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宋代诸路分置使职，“皆沿唐制而加厉”。在四川，监司长官职权扩大，突破了 “路”的限制， “四川”由虚变实而走向行政长官的趋势十分明显。诸监司的管辖区域时有变动，而这种变动一般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因应而为的。

真宗咸平元年，“以西蜀辽隔，缓急应援不及，故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而咸平四年时， “又以漕各司，其局 难 于 均 济”， 故 设 置 “川 峡 四 路 都 转 运使”，以 便 统 一 协 调。可 见 合 四 路 之 上 而 设“都转运使”乃形势使然。南室南渡， “川峡四路”作为西部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财政上来讲，川峡四路都需要统一协调合作，建立超越于川峡各路职权之上负有某一专责的职 权机构，以提高对金作战效能，“四川”也就频频冠之于各职能机构之上。川峡四路各路的职权缩小，如前所述，合四路之上的“四川”某种专门职权却频频产生，反映了川峡四路军力或财力需要协调和整合的要求。

南宋对金有江淮、荆襄、川陕三大防区，独蜀地远离行在数千里，奏报往复，往往数月。对金作战，必须四路协调，且有相对独立的措置之权，统一调配指挥，方乃 “甚合事宜”。

可以强调的是， “四川”的总领所、制置司和宣抚司在 “四川”由省文之称走向行政统和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由上可知，川峡四路的统合最早是由财政、军事等专门事务的地区协调而权设的，后来才有行政方面的统合；统合规模也由两路、三路，再到四路，有一个渐进过程。

元代的四川行省也不是一开始就设置确定的。战事未平之中统三年 （１２６３年），先有 “陕西四川行省”的设立，具有 “临时处理军政”行省的性质，也应当是承袭南宋有相当独立权限的 “川陕宣抚处置使”而来。

在宋代，川、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不仅 “川陕宣抚处置使”，另如 “川陕茶马监牧公事”、“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公事”、“川陕宣谕使”等，都见其唇齿相依。

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四川”于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由 “陕西四川行省”中分置出来，全称叫做“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含成都等九路，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实体的 “四川”从此固定并沿袭下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