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丨山西洪洞南秦春秋时期大型贵族墓葬M6，或为大夫一级，将助力两周晋国史研究！
图一 南秦墓地位置
南秦墓地(图一)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南秦村西南约200米的一处台地之上，北面有瓦日线铁路东西横穿墓地，西南距洪洞县县城约5公里，北距永凝堡遗址约1公里，东北距坊堆遗址约2.5公里，南十余公里为东周洪洞古城遗址。墓地地势较为平坦，东北望霍山，出霍泉河，北面有磨河，南面有洪安涧河。南秦墓地属于南秦遗址的一部分，南秦遗址解放初即被发现，其范围包括了南秦村、永凝堡及坊堆三处遗存，20世纪80年代曾在永凝堡抢救发掘了中小墓葬12座。
因墓地被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逐级上报至国家文物局申请抢救性考古发掘保护，获得考古发掘执照[考执字(2015)第419号]后对墓地局部展开勘探，并进行了试探性发掘，田野发掘工作于2016年11月上旬结束，历时半年。
此次发掘的区域位于墓地西南部，共布10×10米探方四个，发掘面积约400余平方米，在探方内清理出春秋、战国—秦、清各个时期墓葬9座，灰坑4座。其中，发掘了两座未经盗扰的春秋时期大、中型墓，现将最大的一座春秋时期墓葬M6的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图二 墓葬分布情况（航拍）
东西墓壁斜直，南北两侧墓壁中间部分略外鼓，墓壁四角内凹，有人为掏挖迹象，上窄下宽。四壁从墓口至二层台以上涂抹一薄层青膏泥，厚约0.3厘米，涂抹均匀，保存较好。抹泥层下墓壁无工具痕，略粗糙，无脚窝等。墓壁与椁之间围以积石二层台，二层台及椁盖板之上有积炭。
葬具为木质两棺一椁，大多朽甚。椁由盖板、立板组成，无底板。榫卯结构，不出头。椁盖已朽，从北壁偏西残存板灰来看，椁盖由20块木板南北平铺而成，每块长 2.8、宽0.22米，厚不详，间有缝，内壁髹朱漆。帮板东西叠砌，挡板南北叠砌，厚0.06米，块数及宽度尺寸不详。椁长4.5、宽2.8、高0.9米。
外棺位于椁室内中部偏南位置，内棺置于外棺正中。两棺朽甚，结构不明。外棺长2.35、宽1.1米，内棺长1.9、宽0.65米，高度不祥。棺内壁以朱、黑两色漆绘蟠虺纹。人骨保存较差，仅可提取牙齿，遗痕可大致判断为仰身直肢，头东，面上，两手交叉叠置于腹部。
3.铜铍 4、5.石饰 6、12、21、100.铜镞 7、8、27、55、67、68、96、105、108、121、126、145.铜铃 9、10、28、29、130、135、138、144.铜合页 11.铜锛 13、14、18、19、31、32、92、93、102、103.铜车軎 15、16、34、35、40、43-45、47、49、52、53、56、58-63.铜马衔 17.铜贝 20.铜贝串饰 22、151.铜削刀 23.铜器盖 24、25、73、74、88、133、134.铜戈 26.铜扣饰 30、114、132、140-143、146、153.铜泡 33、91、154.铜当卢 36、51、57、64、65.铜带扣 37、48.骨镳 38.铜圭 39.石尺形器 41.铜贝、管、骨贝串饰 42、46、66、98.铜环 50.铜凿 54.铜鍑、铜贝 69-72、75-80、82、89、90.金饰 81.陶鬲 83.铜管 84.铜、骨贝串饰 85.石编磬 86、94、95、99、101.陶罐 87.铜编钟 97.石管形饰 104、137、152.骨贝串饰 106、107、109、110、112、128、129、136、139.铜鼎 111.铜匜 113、118、125、127.铜豆 115、120.铜鬲 116.铜舟 117.铜器鋬 119.铜盘 122、150.铜壶 123、147.铜鉴 124.铜簠 131.铜甗 148、149.铜敦（1为铜戈，2为石圭，见图三）
图八 M6器物出土状况（三）
二、出土器物
①
/ 鼎 /
9件
/ 盖鼎 /
5件
依据器盖的不同，又可分两种
/ 圈形捉手盖鼎 /
1件
M6:129，鼎盖圆形，母口，盖面上弧，盖顶置6条蛇身兽首拱起，上接圆圈捉手，以圆形突起连接扣合而成。捉手饰雷纹，盖顶装饰窃曲纹和麻点条带，盖面饰两周蟠螭纹，下接兽面垂叶纹。盖身可见垫片。鼎身子口，微敛，深腹略鼓，腹部上端对称附双耳，微撇，圜底稍平，下承三蹄足。耳部内外及侧面满饰三角雷纹，鼎腹装饰宽窄不一蟠螭纹带两周，间以凸弦纹，下接兽面垂叶纹。器身铸痕明显，耳、足内有范芯。底部有烟炱。盖径24.2、高6.8厘米，鼎口径22.2、耳间距27.9厘米，通高28厘米(图九至图一二)。
/ 环钮盖鼎 /
/ 无盖鼎 /
4 件
形制相同，大小、纹饰有别。器型较大，直口，平折沿，立耳外撇，深弧腹，圜底稍平，下承三兽蹄足。器表可见范线及修补痕等，底部多有烟炱。M6:106、M6:112、M6:136三鼎纹饰相同，腹部从上至下装饰蟠虺纹带一周三层、凸弦纹及兽面垂叶纹带，耳部饰细密蟠虺纹。
图三一 铜鼎（M6：106）器耳
图三二 铜鼎（M6：112）
M6:136，口径52.3、耳间距58.6、通高50.9厘米(图三三、图三四)。
图三四 铜鼎（M6：136）拓片
图三五 铜鼎（M6：139）线图
图三九 铜鼎（M6：139）拓片
图四〇 铜鬲（M6:155）
图四一 铜鬲（M6:155）器底
图四二 铜鬲（M6：155）线图
/ 甗 /
1件
图四五 铜甗（M6：131）拓片
/ 豆 /
4件
有深腹方座和浅腹圆座两种形制。
深腹方座豆。2件。皆素面。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窄平折沿，深腹较圆，腹部上端近口沿处对称置小鼻钮，平底，高圆柱柄，方形喇叭座。
图四七 铜方座豆（M6：125）
图四九 铜方座豆（M6：113）
图五一 铜圆座豆（M6：118）
图五三 铜圆座豆（M6：127）
/ 敦 /
2件
形制、纹饰、大小等特征基本相同。整体呈扁圆球形，由盖和身两部分组成。器盖母口，盖面上弧，顶部均匀竖置三环形钮。器身子口，窄平折沿，腹部略扁，圜底稍平，口沿下两侧对称置扁圆环耳，下承三蹄足。盖顶饰细密蟠虺纹条带一周三层及麻点纹带一周，盖身饰细密蟠虺纹带两周，上三层，下两层，器腹饰细密蟠虺纹带一周六层。盖顶内环钮处可见明显镶嵌接痕，盖顶外隐约可见三条范线，器身外腹有两条，通体光洁，打磨痕几乎不见。其中，M6:149 出土时器内满盛积水，残留一饼形食物，状如蛋挞，已经送检。盖口径20.3、器身口径19.3、耳间距26、通高18.9厘米(图五四至图五七)。
图五七 铜敦（M6：149）拓片
图六一 铜敦（M6：148）盖钮
/ 簠 /
1件
图六四 铜簠（M6：124）拓片
/ 舟 /
1件
图六七 铜舟（M6：116）拓片
/ 壶 /
2件
形制、大小、纹饰等基本相同。方体，有盖。盖中空，截面呈倒梯形，子口，盖体出棱两周。壶体母口，长颈，颈部对称镶嵌兽耳，四曲鼓腹，平底，方形高圈足。素面。兽耳同壶体相接处留有两镶嵌孔，壶底同圈足处有接痕。圈足顶部每面各有两孔，共八孔。
M6:150，盖口径13、高8.4厘米，壶体口径14.7、耳间距25.8、底径18.6厘米，通高56.7厘米(图六八至图七一)。
图七一 铜壶（M6：150）器耳拓片
/ 盘 /
图七四 铜盘（M6：119）器底
/匜 /
图七五 铜匜（M6：111）
/ 鉴 /
2件
器型类似，唯兽钮及纹饰有别。皆宽平沿，上部边缘起棱，束颈，肩稍鼓，深腹，平底稍内凹，浅圈足，肩部对称置4兽钮。腹壁可见范线，兽耳同器壁间以饼状突起嵌接并配以锡焊。兽钮背部及口沿内残留褐色范土。
图八一 铜鉴纹饰（M6：147）拓片
图八二 铜鉴（M6：123）拓片
/ 鍑 /
1件
图八三 铜鍑及其内铜贝 （M6：54）
②
铜乐器
/ 编钟 /
9件
图八四 编钟 （M6：87）
图八六 铜钟（M6：87-1）
图八七 铜钟（M6：87-3）拓片
图八八 铜钟 （M6：87-8）拓片
M6:87-9，通高24.4、铣间距11.2厘米。
③
铜兵器
图九二 铜戈（M6：73）
M6:3，残。柳叶形，形体较短，腊狭较薄，锋断，凸脊，两从凹陷呈血槽，无格，扁茎，腊与茎无明显分界，无首。残长25.5厘米(图九三、图九四)。
/ 镞 /
图九六 铜镞（M6：100-1）
④
铜车马器
有车軎、马衔、铃、泡、合页、
当卢、环、带扣、管等。
/ 车軎 /
5套10件
皆成对出现，带辖。軎体为圆筒形，一端出宽缘，近缘处两端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孔中贯辖，辖首尾端各有一横穿。有三种形制。一种軎身较长，作十二棱形，素面。辖首饰兽面。
图九八 铜车軎（M6：18）
图一OO 车軎（M6：102）
图一O二 铜车軎（M6：31）
/ 马衔 /
图一O四 马衔（M6：47）
图一O六 马衔（M6：16）
图一O八 铜合页（M6：130）
图一一O 铜合页（M6：28）
图一一二 铜带扣（M6：36）
图一一四 铜带扣（M6：64）
/ 环 /
图一一六 铜环（M6：98）
/ 当卢 /
图一一八 当卢（M6：33）
图一二O 当卢（M6：91）
/ 铃 /
图一二二 铃（M6：55）
/ 泡(钖) /
图一二四 包金铜泡出土情况（M6：30）
图一二五 泡（M6：143）线图
⑤
铜工具
有凿、锛、削刀等。
/ 凿 /
图一二七 铜凿（M6：5/ 锛 /
图一二九 铜锛（M6：11）
图一三一 铜削（M6：151）
图一三三 铜削（M6：22）
⑥
陶器
6件
有鬲、罐。
/ 鬲 /1件
图一三五 陶鬲（M6：81）
/ 罐 /
图一三七 陶罐（M6：86）
图一三九 陶罐（M6：94）
图一四一 陶罐（M6：99）
图一四二 罐（M6：95）线图
图一四三 陶罐（M6：95）
图一四五 陶罐（M6：101）
⑦
其他
/ 铜圭 /
图一四七 铜圭（M6：38）
图一四九 金饰（M6：89）
/ 石尺形器 /
图一五一 石尺形器（M6：39）
10件
形制大致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锯顶形，顶端有孔。素面。青灰色页岩，质地细腻。大多打磨，个别背面粗糙。M6:85-1，股上边24、鼓上边40.5、股博13.5、鼓博10.5、底边47、孔径1.6-2.1、厚2.5-2.9厘米。M6:85-2，股上边21、鼓上边37.5、股博14、鼓博10.5、底边41.5、孔径1.9-2.3、厚2.5-3.2厘米。M6:85-3，股上边20.5、鼓上边30.2、股博12、鼓博8.5、底边39、孔径1.3-2.1、厚2.7-3厘米。M6:85-4，股上边20、鼓上边28.2、股博11.8、鼓博8、底边34、孔径2.1-2.4、厚2.3-3.3厘米。M6:85-5，股上边17.3、鼓上边27、股博12、鼓博8.5、底边31.8、孔径1.4、厚2.2-2.5厘米。M6:85-6，股上边15、鼓上边25、股博10.5、鼓博7、底边28.2、孔径1.4-1.8、厚2.3-3厘米。M6:85-7，股上边12.4、鼓上边22.5、股博9.5、鼓博7.5、底边25、孔径1.5-2、厚1.8-2.8厘米。M6:85-8，股上边11.7、鼓上边21.3、股博8.5、鼓博6.3、底边23.8、孔径1.3-1.8、厚2.3-2.4厘米。M6:85-9，股上边10.1、鼓上边19.2、股博8.5、鼓博6、底边21.8、孔径1.7-2.3、厚1.7-2.8厘米。M6:85-10，股上边11、鼓上边18.2、股博8、鼓博6.2、底边20、孔径1.6-2、厚2.2-2.5厘米(图一五二、图一五三)。
图一五二 石磐（M6：85）线图
图一五三 石磐（M6:85）
另有石圭、骨鑣、漆器及各类贝串饰，尚在清理和修复中。
<1>
M6的墓葬形制为口大底小的竖穴土坑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颇具时代特征的一种墓葬形制，墓口与墓底的尺寸相差不大，时代比较靠前。
M6随葬陶器有陶鬲和陶罐，其共存的情形及器型特征，同上马墓地第7段陶器墓随葬情况。例如，陶鬲M6:81，器型较小，应为明器，器型特征与上马墓地甲平Cd型II式鬲(M1265:1)接近，唯体长，腹部内收不甚明显，裆部较平，时间上可能稍晚;陶罐M6:101同上马墓地B型II式罐(M2055:3)相似。
铜器中，铜鼎M6:106器型同临猗程村A型I式鼎(M1002:8)、分水岭M270:8;铜鼎M6:129形制、纹饰同上马乙Bc型II式鼎(M1004:22)，还见于邢台南大汪1958M1I式鼎、程村Cc型(M1024:2);M6:107、M6:109、M6:110、M6:128四件铜鼎器型基本相同，唯M6:128腹底稍平，纹样及装饰风格略有差别，其中，M6:128器型和纹饰相同者见于程村Ca型II式(M1002:25)、淇县宋庄2009M4:10，M6:110等铜鼎较之程村Ca型I式鼎(春秋中期M0020:2)器型、纹饰及布局十分相似，唯M6:110铜鼎附耳外撇，器身变矮，演变特征明显，时代靠后，其他还见于长治分水岭M269、M270;铜敦M6:148器型纹饰同上马III式(M2008:13)、临猗程村BII(M1024:1)、平顶山滍阳岭1992M301:9等;铜甗M6:106甑部纹饰布局方式及鬲部造型接近上马M2008:10，唯体较瘦长，立耳演变为附耳，时代应晚，而其甑部造型同运城南相M1:3;铜簠M6:124造型同平顶山滍阳岭1992M301:8接近，与上马M5218:8相比，南秦铜簠造型较矮宽，蟠虺纹也是春秋中晚期流行纹饰，故时代应稍早;铜壶M6:150接近长安客省庄1955M202:2，同分水岭M269:34铜壶相比，南秦铜壶器身较瘦长，圈足较高，器盖及两侧耳部装饰等稍有差别，但整体上有诸多相似处，亦可备参照;铜盘M6:119接近临猗程村B型I式(M1082:12)、上马Ba型III式(M1004:16);M6:116铜舟同上马A型II式(M1027:10)、洛阳中州路北1998LM535:4;铜鉴的造型同程村A型(M1002:19)、庙前58M1:20以及琉璃阁Z甲乙-3，辉字6号，特别是M6:123同程村和庙前所出铜鉴在纹饰上也几乎相同。铜器组合上，M6随葬品的铜器中出现了食器敦和豆，酒器舟也有，从上马墓地随葬铜器组合情况来看:春秋早期，以食器鼎和水器盘、匜的器物组合流行，器物种类较单一;中期，食器中增加了簋和敦，酒器舟也开始出现，晚段食器中出现了豆，器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进入春秋晚期晚段及至战国初期，食器豆便替代了簋和敦，鼎和豆成为了食器类新的组合关系。M6出土铜器所装饰的蟠虺纹、蟠螭纹、三角雷纹等，大多见于侯马铸铜遗址中期陶范之上，因此，综合来看，M6的墓葬时代断为春秋晚期，应不晚于晋定公(公元前511-公元前475年)时期。
<2>
M6墓葬面积达30平方米，墓壁四周抹青膏泥，有积石积炭，随葬青铜器种类多、数量丰，比如，鼎有两套，一套不带盖的鼎4件，一套带盖鼎5件，还有成套的编钟编磬乐器组合等。据统计，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出乐器均见于五鼎以上的墓中;积炭墓中，除一座为战国早期一鼎墓和一座春秋早期早段三鼎墓外，余皆为五鼎以上的大墓，而积石积炭墓则更少，一般出现在七鼎墓或九鼎墓中，春秋晚期五鼎执政卿的墓中也偶有发现，三鼎及以下铜器墓基本不见，由此可知，南秦墓地所反映的墓主级别亦为贵族大夫阶层，应该能达到卿大夫级别。M6随葬大量的兵器和工具，墓主为男性的可能性很大。
南秦墓地没有经过全面普探，墓地规模和埋葬规律不明，从盗掘情况来看，墓地分布在东西约千米，南北约五百米的较大范围内。初步小范围的勘探和试掘，表明这里的墓葬数量很多，墓与墓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应事先经过合理规划，这里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又一处广义上的“万民所葬地”之“邦墓”。
南秦发掘的两处春秋墓葬，无论从丧葬习俗还是出土器物上，都具有典型的晋文化特点。现在的洪洞于1954年由洪洞和赵城两地合并而来，夏商时为冀州之域。西周时，周宣王封其子尚父于杨地，为杨侯国，城治在今洪洞县东南18公里的范村附近，永凝堡和坊堆两处西周遗址被认为同杨侯国关系密切。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官庄村一带。春秋时，晋武公赐其少子伯侨(一说晋靖侯之子)于此，晋献公取消杨侯国，并入羊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杜注:“铜鞮、平阳、杨氏。”该年《传》又云:“僚安为杨氏大夫。”杜注“杨氏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即今天范村一带。该年《传》注云:“邑长称大夫”。《史记·晋世家》云:“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另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由上述可知，春秋晚期，六大执政卿分祁氏、羊舌氏十县给予他们的子嗣为大夫，这里的大夫较之执政卿大夫低一级，为县邑大夫，魏献子舒为执政卿，将原属羊舌氏之地杨氏纳入魏氏食邑，任命僚安为大夫进行管理，显然僚安不可能享有M6如此规格的墓葬。魏为姬姓，而M6同其南侧的中型墓M4两座墓葬的墓主人皆头向东，与姬姓周人头向北的情况不同，较之太原赵卿，长子牛家坡，邯郸周窑、百家村，辉县琉璃阁等铜器墓，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前四处为赵氏墓地，应没有异议;辉县琉璃阁的国属则存在争议，有魏、卫、范三种说法，其中，以刘绪先生范氏国属的论证最为充分。赵、范皆非姬姓。春秋后期，赵简子食邑今赵城官庄，现南秦村地处洪洞与赵城交界，同官庄和范村的直线距离都在十余公里，南秦又紧临霍水居之南，据《水经注》载，北魏时期，霍水是赵城与洪洞的界河，水北为赵城，水南为洪洞。春秋时期是否如此?因时间久远，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尚不好推断。春秋晚期赵氏力量渐强，地域向南扩张至霍水以南是完全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6出土的大多数器物，同晋系器物的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但其所出铜豆、铜鬲等器物造型及部分器物的装饰风格，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在别处几乎不见，也反映出墓主人的特殊性。据此我们推断南秦两座东周墓葬反映的情况或许与赵氏有关。另外，近年新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义尊和义方彝，已被证实出自南秦墓地另外区域的一座南北向墓葬中，由此可见，南秦墓地的年代可早自西周早期，并且与2016年度发掘的东周墓群属于不同的两个人群，有待进一步开展工作。
总之，南秦墓地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种群，不同阶层人类的丧葬情况，是一处历时久长、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墓地，对研究晋南地区不同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是对两周时期晋国历史的考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资料。
本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为杨及耘，参与发掘的人员有张银才、曹俊、孟忠庆、郭洪波、孙伟、崔凯。田野绘图为马教河、郭洪波，室内绘图由马教河、刘泽鹏完成。田野航拍照相为张王俊、崔凯，室内器物照相为解宙鹏、王涛。室内修复人员史春明。拓片人员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