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刨之间熬过来
□张治安(安平县城内为民西街土产公司一号楼)

　　我的老家地处滹沱河畔，久经洪涝，土地瘠薄，农民多以种植红薯、黑豆为主。一到冬春，农民的主食就是山药、山药干、山药面。因吃法多样，又一日也离不开山药，因此农民常常比喻这种生活是“山药地里打滚儿”。
　　1962年初秋，我家已无隔夜粮，我和父母分家，带着妻子、孩子单过。分家那天，母亲给了我们半碗高粱糁儿，早饭熬了粥就算“立灶”了。饭后就去出工，上午出工回来，队里打钟分粮食。因妻子的户口还未迁到我家，我和女儿共分了5斤黍稷穗儿，妻子立刻揉搓下来，到碾子上推碾成糁，蒸了一锅稷米糁饼子，让我们饱餐了一顿。下午出工回来，又分了几斤高粱穗儿，我和妻子搓下来，晚上在碾子上碾成高粱糁，又有了明天的饭。就这样一步步艰难维持过了秋天。秋后，我和很多乡亲一样，每天早起背着铁锹去地里拾山药。拾回家，大块儿的做粥，碎小的皮和根蒂等，妻子就切成片晒干，留待春天吃。春天，山药面就是我们的主食了。山药干轧成面，蒸山药面饼子。有时为“改善”，把饼子在碾子上碾成片，回家切成条，拌着蒜吃；也有的切成块儿，蘸着蒜当“扒糕”。如果和上高粱糁儿、黑豆面等也可烙饼。或者和上榆皮面压成饸饹美食，还可送与邻居共享。
　　不过，等不到麦收，我们的粮囤就底朝天了，下一步怎么过，心里没有一点底儿。这种困窘不只我家。那时驻村工作组也为农民遭难，他们问乡亲，吃完了这点粮食，下一步怎么办？乡亲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都为一口食——各想各的法呗。”这位农民的话很快传遍了全村，成了“经典话柄”，大家都是苦并快乐着，挨着，熬着，“拱”着，“刨”着，终于走到了现在的小康。当然，我家也在其中。

　　我刚上初中时是1965年。那个时代由于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农民的粮食都是生产队按三七开分给，也就是人口占七分，劳动工分占三分。所以，不管家长如何精打细算，这点配给是远远不够吃的。十天半月想吃顿油水大的饭食很难。炒菜基本不放油，就是偶尔放点，也是把油瓶口的盖子上扎个小眼往外倒。平常主要靠廉价的食盐调味，更别奢望能吃鸡鸭鱼肉了。记得我那时每个手指甲上都有一道凹痕，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为了填饱肚子，每当夏收、秋收时节，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一到放学或放假了忙着写作业、上网玩游戏，而是和伙伴们一起，到地里拾拣丢落的粮食。夏收拾麦穗，秋收拾玉米、倒山药(红薯)。这几样活儿拾麦最辛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热气蒸烤的田野上一天跑几十里，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也拾不到几斤麦穗，渴了只能找条水渠喝上口水。再就是倒山药，我们三几人一起拿着钢锨、背着筐头到收获过后的山药地里去倒丢落的山药。那个季节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地边的树木郁郁葱葱，不时会有一群群的麻雀叫着从头顶飞过，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孩童时代的感觉格外美好。农民收获过的红薯地里难免会有丢落，下点力气，不用多大一会儿工夫就能挖到一二十斤，运气好了说不定还会挖到一整棵呢。“效益”来得相当快，就要往家倒一回，不然太重了背不动。有时渴了饿了立马就吃一块带着泥土清香、甘甜可口、没有被污染的“绿色食品”。可有时挖掘一大片，筐头里还是没几块，因为收获太少，忍不住要在没收获的地里偷刨几棵，这要让队长发现是要挨罚的。总之，那时为了生计，总是千方百计地寻觅。
　　回家后把得来的红薯洗净，既当主食又当零食，变着花样吃，蒸着煮着吃，上学也带着吃，吃不完的切成片串起来晒成干，更是别有风味。不过，红薯猛然一吃确实很好吃，又绵又甜又香。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做法，一天三顿天天让你吃就难受了，会烧心，胃酸胃胀。那时，好多家庭把红薯干磨成面，掺上榆树皮面，加水和成面团，做成胳膊粗细的面几，再放到一个高20公分、直径十几公分、下面钻有很多眼的钢桶里(这叫饸饹床)，用力压出比筷子稍细一点的条条，下锅煮熟后，浇上各种佐料、菜、香油打成的卤，吃起来味道很不错，这就叫作“饸饹面”。偶尔吃吃还可以，吃多了照样难受，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把山药面吃腻烦了。
　　今天不一样了，红薯早已退出了主食的行列，成了一种偶尔品尝的风味食品。走在闹市街头，时不时可以看到用车推着烤炉卖烤红薯的小贩，价格自然要比生的贵很多。很多女孩子买块红薯吃是图个口感好，尝个新鲜。她们的吃法是很优雅的，不像我们当年为了填饱肚皮，狼吞虎咽，吃到吐酸水的程度。

　　“装装恙儿，吃碗热面汤儿”，是我们这一带的一句俗语。装恙儿就是装病。这句话往往是家长对正在生病的孩子说的，说的时候，常常是一手端着热面汤，一手抚着孩子的额头。这里说是装病，其实是真的病了，要真是装病，大人们断然舍不得给孩子们做热面汤吃。
　　现在的孩子们听到这，可能不理解吃碗热面汤怎么还搞这么复杂。你别说，那时候还真是这样。不用往远处说，退回四五十年去，人们生活很困难，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次热面汤。偶尔做一次，不是给家里的病人，就是给家里的老人，一般人只有眼巴巴望着的份儿。
　　这里，我要讲一个发生在胡村的胡铁头的故事。胡铁头的弟弟叫胡铁蛋，虽然名字叫铁蛋，却羸弱得像面条儿，三天两头不是冷着就是热着，一发烧就十天半月，爹娘和爷爷奶奶急得没法儿。看铁蛋实在病得厉害了，奶奶和娘就一个抱柴火一个和面，给他做热面汤。这时候的铁头就馋得够呛，他一边吧唧着嘴一边想，什么时候也能让我病一回，好享受这热面汤。
　　娘伺候着铁蛋把热面汤吃下去，为了让他出汗，捂上了被子。这时候，娘总要不厌其烦地嘱咐他几句：“以后出了汗别再往外跑了，让风吹着就容易生病。”铁蛋每次都是含着泪直劲儿点头，一副很难受又很顺从的样子。铁头却对娘的话不以为然，因为铁蛋出了汗并没有往外跑过，却经常生病，他自己倒是故意出了汗往外跑，却一点儿事也没有。
　　时间长了，铁头想吃热面汤都快想疯了。可他上有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又有三十多岁天天累死累活的父亲母亲，下有8岁的弟弟和刚会走的妹妹，别说家中没那么多白面做热面汤，就是有，轻易也轮不上他，铁头于是就很为自己不生病吃不上热面汤而着急。一天，他馋得实在没法儿了，便努力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哼哼唧唧地走到娘面前，说自己脑袋疼，娘看了看他，伸出一双大手摸了摸他的脑门儿，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但并没有点破，只是说，“你学习累了，在炕上躺一会儿就好了。”铁头没有达到目的，在炕上躺了一会儿，没人搭理，老躺着也没意思，就垂头丧气地起来了。
　　过了没几天，爹带着铁蛋到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拾红薯(用铁锨翻土)。时值深秋，天气已经很凉了，两个人却掘得满头大汗。正干得起劲儿，阴沉的天空下起雨来，他们紧着收拾东西往家走，还是被淋了个精湿，铁蛋一到家就发起烧来。铁蛋娘不停地数落着铁蛋他爹，说真是干一个大钱的活儿要俩大钱的工钱，明明知道铁蛋身子骨弱，看见天要下雨了还不赶快回来。本来一脑瓜子汗，被冷水一浇，哪有不生病的？这话被放学回来的铁头一句不落地听到了耳朵里。
　　第二天放学后，铁头一连在操场上跑了十来圈，跑得满头大汗，最后一直跑到了操场后边的一口水井旁，看看四下没人，摇起井台上的辘轳，很快从井里提上一桶水，全都扣到了脑袋上。
　　第二天，铁头发起高烧，如愿吃上了热面汤儿。

　　2016年7月16日，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姥姥终年83岁，母亲在如今美好的年代还没活到这个岁数，却离开了我们，实在让人难过。
　　我们姐妹4个出生在一间棚子里，忍饥挨饿是常事。父亲去挑野菜回来，嘱咐母亲别煮火大了，菜烂熟了吃完不顶饿。母亲去地里挣工分，腰里总挂条布袋，除草时见着柴禾便拾起来。有时下雨别人往家赶，母亲却要冒雨往回捎柴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乡亲们帮忙给我家盖了3间土房，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几个姐姐为了减轻父母负担相继辍学。我和弟弟妹妹比较幸运，赶上父亲去教学，那时教师子女不用拿学费。我们发奋读书，中考时报志愿只报中专和师范，却不能如愿，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如果有条件上高中，我们姐弟至少有一半能上大学。好在父母知足常乐。母亲一生似春蚕吐丝，最后方尽。

　　记忆里春天一到，老家的街巷里就会飘出阵阵幽香来，那是各家各户在熬制咸菜。弄熟后，大都会给邻居送上一碗尝尝，顺便也互相比比，看谁家的咸菜好吃。
　　小时候生活拮据，我们兄妹上学的费用都成问题，母亲便在全家的吃上节省，咸菜成了餐桌上的家常便菜。母亲腌的咸菜清香、爽口，撕一点放进嘴里细嚼慢咽，那鲜香的味道难以用语言形容。母亲腌的咸菜，原料其实很普通，以萝卜居多。每年入冬前，母亲都会把那些小白菜、芥菜缨子、萝卜缨子晾干。一到开春，就把这些干菜放进锅里，和腌萝卜一起煮，再加上盐、花椒、桂皮、大料等，水开后再用温火焖上两个多小时，一掀锅，咸菜的香味就会在全村弥漫开来。有些嘴急的一闻到香味，还没等到去送就拿着碗来要，边尝边夸味道好，并表示自己回家也去做。
　　外出上学后，由于路途远只好住校，每次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准备两罐头瓶子咸菜。一进宿舍，同学们就围上来问我：“带咸菜了吗？”见我把包打开，拿出咸菜，大家欢呼起来。那时每次吃着母亲做的咸菜，心中便多了几分甜蜜，想起母亲的辛苦，心里会一阵一阵犯酸，同时会涌动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默默地支撑着我完成了学业。
　　时过境迁，现在很少吃咸菜了，偶尔也会在超市里买一点，但都觉得比母亲做的逊色多了。

　　俺叫满仓，弟弟叫满囤。一听这名字，你就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俺是上世纪50年代那会儿出生的。那时就一个字儿“穷”，不光穷，还吃不饱。不光俺们家吃不饱，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里干打仗没油水，成天就跟秫面打交道了，可那东西不顶饿啊。那时白面可是稀罕物，那非得是等到过年才能吃到的。           
　　家里缺劳力，俺跟弟弟经常帮大人拾柴禾拔草，喂鸡放羊，9岁才上学。有一次放学，俺跟弟弟一起往家走。那时上学都自带小板凳，弟弟满囤拿根小绳绑在他那四条腿的小矮凳上，手拉着细绳，仰着脖儿，倒退着走，冷不丁地，满囤突然一脚踩空，掉进路旁边的水井里。那是村里的吃水井，做饭饮牲口啥的，大人们都来这挑水。俺趴在井沿儿上一瞅，急了眼扯着嗓子拼命喊叫满囤，可他不应俺，就看见俩手跟脑袋在水里使劲地晃。
　　这时，正赶上碗子爷来了，挑水准备做饭，还没等俺反应过来，碗子爷“扑通”一声跳进井里，三下两下就把满囤给提溜了上来。回到家，娘千恩万谢，硬要满囤给碗子爷磕头。这还不算完，娘居然还给满囤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纯白面条。看满囤吃得满头大汗、喜笑颜开的样子，俺馋啊，眼巴巴地瞅着：“娘，俺也要吃白面条。”“你弟弟掉井里去，差点就死了，你还要跟他抢？”娘不但不让俺吃，还凶俺。俺委屈啊，同样是娘生的，怎么让他吃，就不让俺吃呢？俺眼里噙着泪花，扭头就往外跑，娘撵俺：“满仓，干啥去？”俺头也不回：“俺也去跳井，俺也要吃白面条。”后来，井没跳成，俺也吃了回白面条。

　　时代在变化，脚的包装也在随之变化。先说说鞋子吧，我小时候在乡下只见过3种鞋，一是草鞋，二是布鞋，再就是杌拉。草鞋不拢脚，越穿样子越难看，走起路来趿拉趿拉的，鞋底儿几天就露出窟窿。布鞋有两种，一种是毛衫鞋底，另一种就是白布包裹的千层板鞋，这种鞋是最时髦的了。还有一种就是用猪皮或牛皮缝制的杌拉，鞋脸上抽成褶，硬棒棒的，穿着棒脚，但它结实耐磨，适合上山打柴的人穿。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大街上玩耍，看见一个下乡的工作干部，推着洋驴子(自行车)，脚上穿着一双解放牌黄胶鞋，我好奇地盯着他的鞋子，他走过的路的浮土上，印下了鞋底花纹的痕迹，我好羡慕啊！那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
　　1957年，我12岁，家里才给我买了一双胶鞋，那是母亲诺言的兑现。那年秋天，母亲要我多拾一些柴禾，答应给我买一双胶鞋。我每天拼命拾柴，一篓篓的豆叶、高粱叶在窗前堆了高高一摞，快堵屋檐了。我脚上的原来那双布鞋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那时，好多孩子穿不上袜子，冬天，脚上结着厚厚的黑皴。我是幸运者，由于母亲勤于织纺，我能穿上家织布的袜子。布袜子没有弹力，袜筒的粗细和脚的长短差不多，很不容易脱穿。
　　1958年“大跃进”，农村吃食堂，学校也过集体生活，学生在学校吃住。一天早晨起床，我穿不进去袜子，把袜筒子撕破了。我回家跟母亲说：“袜筒子太细，穿脱太费劲了。”母亲说：“袜筒子粗了不拢脚，冬天冒风冻脚啊！”
　　后来，乡下来了织洋袜子的，家里有母亲纺的棉花线，可以织袜子穿，还能织出黑白相间的一道道花纹。穿着线织的袜子，再穿上一双千层板的白布包底儿鞋，时髦得简直飘飘欲仙了。从此，才告别了家织布的袜子。那年代，如果有鞋、袜穿，有饭吃，就是“小康”生活了。“胶皮鞋底家织布，秫米干饭懒豆腐”就相当于“土豆烧牛肉”前苏联的共产主义了。
50年转瞬，弹指一挥间，现在商店里、市场上的鞋袜琳琅满目，色彩斑斓，有透气的鞋，有防汗的鞋，有增高的鞋，皮鞋、革鞋、胶鞋、布鞋……花样繁多，线袜、丝袜、尼龙袜……品种齐全，各种品牌，应有尽有，好多叫不出名字来，看上去真叫人眼花缭乱。年轻一代人，潇洒走世界全凭脚的包装。跟孩子们说起我们小时候的穿着时，他们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儿女们的袜子穿出一个小洞就扔到垃圾堆里，如果不是耐着面子我真想捡回来补补再穿。
　　如今，脚的包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人都是西装革履，从穿着上看不出职务和级别，也分不出士、农、工、商来，“吃尽穿绝”已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