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官话实说”何其难

发布时间：2015-01-27 作者：

    但愿，我们党领导下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官话实说”、理性批判的言论，能够适当放松管控；对某些“颂圣”、“歌德”类的言论，保持应有的警惕，以弘扬诚信、务实的党风、官风和社会风气……



    拙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历经两年半的周折，终于出版了。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说的是“官话”。

    “官话”这个概念，可以有三种解释：在语言学中，它指某一地方的主语或北方方言。在当下公众舆论中，“官话”通常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指官场中盛行的假话、大话、套话、空话。本人在2010年出版的《官话实说》一书中，把“官话”界定为“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或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言论”。那么显而易见，身在官场的人，“官话”自然要多些。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走进机关，从事文字综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十余年，后来，又先后到县市、省直机关工作近二十年。因为恰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盛世，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从总体上说是得民心、顺民意、合实际的，所以，我起草或照念的大部分文稿，都包含真话、实话的成分，同时，也带有“官样文章”的通病。有些话，不想说的也要说，也要写；有些想说的话，却不能随便说，更不能随便写。

    从2004年调到省直机关工作以来，我的压力和责任大大减轻。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看书学习，积累资料，结合多年实践中的感受，形成了对某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地走走看看，进行了一些相对自由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自己想说的真话和实话。当然，为了见诸报刊，在文字上都力求体现“正能量”，对现实问题及体制的批评，尽量使用委婉温和的词句。

    尽管如此，近十来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仍使我深切感到：“官话实说”，如果在朋友圈内的私下集会场合，基本上没什么拘束或限制；如果诉诸文字，只写给自己看或者发在网络上，也不太难。但要发在纸介媒体或官方网站上，就不太容易，甚至太不容易了。

    多数新闻出版单位特别是一些“内参”的编审人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官话实说”，希望刊发有些“棱角”的文稿。同时，他们又对某些词汇特别“敏感”，经常对某些文字做些不太适当的删改。如：某杂志在刊发我撰写的《地方换届选举中的满票和零票》一文时，将题目中的“地方换届”四个字换成“基层”两个字；在一篇关于“常委分工负责制”的文章中，我建议减少地方党委领导机构层次，取消常务委员会，让经过精简后的全体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北京一家号称为“内参”杂志在刊发中却把这条建议删除了；还有一家杂志在刊发《官邸制的反腐效力不宜夸大》一文时，把题目改为《如何使官邸制发挥更大效力》。我非常理解编审人员的良苦用心，但是，也为“官话实说”的艰难而深感遗憾。

    至于刚刚出版的这本解读县委书记思想和行为的调查研究报告，出版发行的艰难更是超乎想象。

    写这本书的念头萌生于2009年。当年7月，《中国县域经济报》副总编吴永亮先生约我就县(市)工作的实际运行规则或状态写篇稿子。几经思考，我写了一篇题为《县市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的文章，刊发在该报及其主办的内参《市县领导参阅》上。后来，又在《县域经济论坛》、《共识网》上发出。据说，在读者和网友中反响不错。那段时间，翻阅了一些关于地方官员执政理念和行为的报道、文集或理论专著。感到虽各有精彩的看点，但存在三种脱离实际的倾向：

    一是道德至上和完美主义的倾向。一些领导讲话或理论文章过分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忽视领导体制、宏观环境、政治生态等客观因素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影响。二是过分倚重“文本演绎”。即：以党组织发布的规章和领袖、先贤的教诲为依据，高调阐述“应该怎么做”，而很少顾及在现实条件下“可能怎么做”，更没有深入考察多数县委书记们“正在怎么做”。实际上，我国的政治实践与“文本叙述”差异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县(市)这一级，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各类“文本”都难以涉及到的情况和特点。很多运行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几乎人人都在奉行，但却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很难准确地说清楚。正如徐勇先生所说，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全部。三是对县委书记们进行天使化和妖魔化的描绘。所以，我开始利用到各地出差的机会，与20多个县(市)委书记进行访谈，同时，广泛搜集媒体报道和部分学者理论文章中的资料。结合个人的感悟，着手就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思想、主政行为及其形成和存续的体制性因素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查与研究，到2012年6月，大体完稿。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相继和十多家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多数出版社的编审人员看过我发去的电子稿都表示：“您的书稿很有分量，但题材过于敏感，风险较大，我社不能出版。”据我分析，赞誉之辞未必是真话，风险大、利益小(政治类书籍很难畅销)，才是婉拒的真实原因。后来，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与我签订了代理出版发行的合同，经过近一年的审稿、删改，才基本定稿，但经两家出版社申请书号，均“泥牛入海无消息”。

    值得庆幸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虽然也经过了近半年的打磨，在内容和文字上做了某些调整，但整体上保留了原稿风貌和基本观点。

    但愿，我们党领导下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官话实说”、理性批判的言论，能够适当放松管控；对某些“颂圣”、“歌德”类的言论，保持应有的警惕，以弘扬诚信、务实的党风、官风和社会风气。



原文来源：共识网

（立法网  何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