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氏骗局又翻新

——从三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看非法集资新动向

　　理财化、网络化是近年来频发的非法集资案件的主要呈现形式。

　　看似天衣无缝、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体现了设计者对人性深刻的洞察，条条规则化解了投资客的不放心，给人一种安全的假象。

　　“相比涉案400多亿、投资人超90万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我们办理的3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并非大案，但一样都逃不出庞氏骗局的那些共性特征。”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局公诉二科科长徐雷艇告诉记者。去年底以来，武进检察院先后审查批捕起诉3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而2013年底以来，该院办理非法集资类案件总共6起。

　　从全省来看，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多发、高发。今年7月14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2015年1月至今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受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854件1595人，依法提起公诉759件1306人。

　　此前4月份，国家多部委联合召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发布会。公安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同比分别上升71%、57％、120%，达到历年最高峰值。

　　庞氏骗局有了什么新外衣

　　意大利人查尔斯·庞兹可谓是非法集资的老祖宗。他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开始策划一个阴谋。他子虚乌有了一家企业，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于是他广泛吸纳新投资的资金，然后将其支付给前期的投资者。而前期投资者因为获得了巨大回报，所以广泛进行了宣传，又圈进了更多的投资者。庞兹名声大噪，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在我们国家有更形象的说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空手套白狼”。一句话，就是利用新投资客的钱来向老投资客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但庞氏骗局能横行百余年，也在于它不断翻出新花样。

　　理财化、网络化正是近年来频发的非法集资案件的主要呈现形式。

　　武进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施榕娜刚刚审查批捕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几名犯罪嫌疑人虚构了一种高额返利的投资理财项目：每单39800元，分A、B两个账户返还，A账户是一年内逐月返还，B账户则是一年后一次性返还，两个账户加起来本利可以拿到55200元，年利率达40%左右。截至案发，已吸储1800多万元。

　　施榕娜说：“这种方式迎合了社会公众对个人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财需求，包装成理财产品，并承诺有担保、低风险、高回报等。”据全国数据统计，投资理财类非法集资案件已占全部新发案件总数的30%以上。

　　武进检察院办理的另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也是打着理财旗号，目前正在审查起诉期间。投资回报按周发放，投资者投资一单（3800元），8周也即两个月就可拿到本金加利息7300元，回报率高达100%。期限短，高回报，3个月就吸收了3800余万元。

　　公诉人徐雷艇说：“如此咋舌的返利，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这家投资理财公司仅仅经营3个月，就因无法按约返利只能关门潜逃。数十名投资人上门要债，从而案发。

　　而另一种呈烽火燎原式泛滥的则是P2P，因其借助网络高度发散，规模之大、膨胀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类案件以e租宝最为典型。P2P的中文含义是伙伴对伙伴，让人们通过互联网直接交互。落到金融概念上，就是让想借钱的人与愿意出借的人自愿达成交易。P2P的本来面目应是中介、平台，但在野蛮生长期间，干脆越俎代庖化身为资金池，从而引发金融风险。

　　武进检察院去年底也办理了一起此类案件。今年3月，几名被告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5至6年半不等刑期。承办人、公诉局公诉一科蒋忠平介绍，被告人注册了“网贷之家”“网贷天眼”等网站，发布“借款标”募集资金，年收益在22%左右。投资流程是，注册、充值、选择“标”进行投资、提现。该案涉及全国公众480余人，金额4800余万元。

　　“事实上，这些借款标都是假的。他们的盈利模式是，一边通过网络平台以高额利息向社会上的人吸收资金，一边通过线下放贷赚取利差。”蒋忠平说。

　　他们的推广方式主要就是qq群。一名被害人说：“我加入过的聊天群有89个人，来自全国各地，人均投资在10万元以上，直到出事才知道那些标都是假的。”

　　万“骗”不离其宗

　　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虽然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本质上都具有自“老祖宗”庞兹身上沿袭的一脉相承的共性特征。

　　记者在武进检察院采访期间，检察官介绍，非法集资犯罪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高回报率为诱饵非法筹集资金。

　　武进检察院办理的三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年利率最低的也达到了22%，高的则是两个月翻倍。而目前正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基本在5%左右，甚至更低。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予以保护；如果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则无效。

　　在庞氏骗局里，由于根本无法实现承诺的投资回报，因此对于老投资客的回报，只能依靠新投资客的加入。“庞氏骗局”必须不断地发展下线，通过利诱、劝说、亲情、人脉等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客参与，“下线”又发展新“下线”，滚雪球式地壮大为“金字塔”结构。塔尖的少数知情者通过榨取塔底和塔中的大量参与者而谋利。

　　徐雷艇介绍了他承办的那起案例。该理财公司设计了两种奖励制度，一种是，每接到一单3800元，会给予市场部负责人300元的奖励；另一种是，推荐人可以吃掉被介绍人一单3800元。意思就是，介绍一人来投单，必须要投两单以上，其中一单属于推荐人。此外，超过2000单，即可奖励奔驰车一辆。“这有点类似传销。”

　　这也就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只有资金规模足够大，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才能大为降低；另一方面，骗局持续的时间越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越大，投资客的损失也越大。

　　“不出事就没事，管了就出事”。无非就是资金链是自动断裂，还是被查之后“被动”断裂。但一旦断裂，投资者被迫蒙受严重经济损失,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这也成了查办此类涉案金额动辄上千万、乃至几十亿的涉众型案件的难题。

　　武进检察院查办的三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有两起由于集资者无法按约还本，导致投资客上门讨债，引发群体性事件而致案发。另一起则有些蹊跷。

　　今年6月，常州一女子到一家理财公司进行面试。理财公司负责人拿出一叠宣传资料交给她，让她先熟悉熟悉情况。回家后，这名女子发现宣传资料中提到的理财产品返利过高，觉得可疑。由于宣传册页自称理财产品出自“阿里巴巴”，还加盖了公章。该女子随即向“阿里巴巴”旗下公司驻常州办事处员工求证。一查，这个“阿里巴巴”的公章是伪造的，“阿里巴巴”公司也从未对外发布过此类理财产品，随即报警。一起打着“阿里巴巴”旗号非法吸储的大案浮出水面。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施榕娜说：“这起案件虽然暂未出现资金链断裂，但从目前掌握的事实来看，资金流已经难以为继。”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原本约定逐月返还，但在后期他们又推出了“新”产品，封冻6个月，再给予分红。“目的就是缓解还本压力，俨然已是饮鸩止渴。”

　　之所以打着“阿里巴巴”的旗号，施榕娜介绍，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越来越注重包装自己，以至故弄玄虚。

　　正是子虚乌有，缺乏真实的“生财之道”，非法集资者们才越注重投资的神秘性，宣扬暴利的可信性。

　　武进检察院查办的三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无一例外，办公地点都选择了当地最豪华的写字楼。

　　“阿里巴巴”案中，心机总裁谎称是“阿里巴巴”部分业务的代理商，连自己公司的股东也骗了。为了让骗局更真，他特地陪股东到深圳洽谈业务，还找人假扮“阿里巴巴”总部工作人员。每月一次，深圳来人核查业务，其实也是自己人假模假样，从常州北边到武进，打个的士而已。而为了让自己的理财产品显得奇货可居，煞有介事地要求，凭身份证一人只许买一单。

　　徐雷艇承办的那起案件，之所以3个月就非法吸储3800多万元，800人被套，除了宣称获利丰厚，和主要犯罪嫌疑人善于包装不无关系。一名被害人陈述：“我们在百度上搜索过这个人，网上资料显示他2015年曾经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他还有知名企业家等多个名号。我起初买了两单，发现回报果然丰厚，便追加投资，还鼓动身边亲朋好友一起投资赚钱。”

　　这名顶着诸多光环的犯罪嫌疑人在投资宣讲会上，对着好不容易拉来的投资客最为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就是，“不会少投资者一分钱。”

　　他宣称，自己手上有房子，有实业，5000万资产用来保证大家投资不打水漂。他的“梦想”是，垄断中国的金丝楠木市场，“到时想定价多少就多少，完全可以支付大家的收益。”这看似天衣无缝、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体现了设计者对人性深刻的洞察，条条规则化解了投资客的不放心，给人一种安全的假象，更是激发起歇斯底里的投资热情。

　　非法集资还是合法融资

　　记者在采访期间了解到，我国刑法并没有“非法集资罪”这一罪名。检察官介绍，非法集资只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种类型的犯罪，非法集资行为+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后果=相应的罪名。

　　我国1979年刑法并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罪名和相关规定。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非法集资属于地下金融范畴”。从此“非法集资”这一概念被纳入了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当中。199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确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两大非法集资类犯罪罪名，从而使得非法集资类犯罪首次进入刑事立法当中。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原有规定基础上，又新增了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使得非法集资犯罪成为一个集合罪名。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非法经营罪中的某些行为，纳入到非法集资犯罪之中。

　　在所有的非法集资类型犯罪中，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数额犯罪。施榕娜介绍，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在150人以上的，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它是该类型犯罪的兜底条款。也就是说，有非法集资行为，且数额较大，但无法以其他罪名定罪时，定该罪。如果这个行为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亦即不想归还、欺骗手段等等，才构成集资诈骗罪。”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划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重的处10年徒刑；集资诈骗罪一度是唯一保留死刑的经济类犯罪，直到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才删除刑法199条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规定。

　　武进检察院查办的3起案件，非法占有目的不明显，所以都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施榕娜说：“有虚构事实，但不能就此认定为集资诈骗。” 她进一步解释，诈骗类犯罪都要求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自己所办理的案件中，嫌疑人吸纳的资金大部分用于返利，说明其有返还意图；也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正常经营，这也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障碍。

　　此外，面对日渐浩瀚的民间金融,非法集资与合法融资如何区分?罪与非罪的边界又在哪里?检察官必须慎之又慎。

　　施榕娜说，“我国法律规定，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就不是犯罪。比如，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但是，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就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近些年民营经济发展迅速，随着规模不断壮大,企业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是面向银行的正规融资渠道门槛较高，效率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散落在民间，苦于难觅出口。在这个过程中，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势必乘虚而入。

　　“检察机关既要打击犯罪，保障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又要保障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武进检察院检察长蒋国强对记者说。近年来，他们坚持慎重对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金融诈骗等犯罪界限，依法妥善处理涉企案件，并与公安、法院、金融部门联合开展了“金融风险百日专项整治行动”。

　　徐雷艇则希望借本刊告诉读者，在参与民间信贷时，必须十分审慎，要着重做好“三看”：一是看对象，是不是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二是看回报，是不是承诺超常的高利回报。三是看营销。遇有下列宣传方式，应当保持警惕：招揽群众参加在宾馆、饭店、写字楼等举行的“投资”推介会；通过群发短信、电话等通讯方式推销“投资项目”；通过向不特定人员发放广告宣传单吸引投资、理财；通过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的方式广罗投资、借贷对象等。

　　徐雷艇最后说，理财投资也好，股市、房市也好，要认清“击鼓传花”型投资的风险。要时刻提醒自己，总归有到顶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是那个最后接棒的人？

　　（来源：清风苑 文 本刊记者 华东 通讯员 武检轩 责编 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