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摄于广州岗顶，从楼高处向西南望，一整片石牌村尽收眼底，村内房屋楼顶不乏自建棚户，而更远处的花城广场如海市蜃楼般拔地而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文选自国海证券宏观组组长樊磊在第154期【鸿儒论道】的评议
贫富差距到达历史高点之后，为什么造成总需求不足？因为穷人和富人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不一样，从宏观上看，所有的产出一定要有一个去向，或者被消费掉，或者被投资掉。对于一个富人来讲，比如比尔·盖茨一秒钟挣几十万美元，他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全部用在消费上，所以只能拿去做投资。
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它的终端需求——普通民众没有需求，富人都去做投资，然而，投资本质上都是为扩大再生产，为终端需求去做准备，你本身就没有终端需求，又拼命做扩大再生产的活动，那你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下降，当投资回报不断下降，央行要不断降息维持稳定，这当中会产生资产泡沫以及各种各样金融上的风险。
从中国情况来看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消费率也是非常不足的，我自己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研究：中国居民部门100块钱的收入，大概只有64块钱用在消费上，用在直接资本形成大概占30%左右，其中一大块是房地产投资，这在全世界来看是史无前例高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从贫富分化角度上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当你的钱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没有办法花这么多钱，一定要寻求保值增值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投资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储蓄的替代渠道，造成了中国的投资依赖。这个事情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的经济对策，主流的建议是放松管制、减少税收来刺激经济，包括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措施也是这样，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会变得更大：因为减税，可能对于富人更加有利，需求会更不足。这确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美国经验上看，其实政府对策是有两次非常大的转折，第一次大的转折就是在1929年之后搞罗斯福新政。我们现在讲罗斯福新政都是讲政府主导投资刺激经济，但其实它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做了非常多努力。当时个人所得税率，边际税率最高的时候，曾经一度达到94%——对于最富的人，他最高收入那部分要交掉94%的钱给政府；遗产税税率按照4万美元起征——那时候4万美元可能跟现在40万、100万美元差不多，相对算是一个很低的水平，跟今天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扭转了整个收入分配失衡，从那个时候一直到70、80年代，美国没有出现显著性的需求方面的失调。
80年代，整个学术界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主张自由主义等等，从政府的视角，“里根主义”也开始上台，开始搞自由化、减税、削减政府的监管等等，当然在生产力发展角度来看，这些举措肯定带来生产率非常巨大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但确实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上的压力。2008年，美国又重新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急剧的扩大，全球总需求不足，央行被迫不断降息。
所以我也是在想，减税或者是降低成本，到底这个模式是向更少的监管、削减政府的支出、减少政府的税收，还是说因为到了贫富差距又达到一个新高的水平，可能要重新再回归罗斯福新政那个时候，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原标题： 贫富差距加剧下，政府政策走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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