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陈鹏

编辑 余蔚

晚上7点半，沈阳市铁西区劳动公园外，一场公益演出正在进行。这个20多人的老年演出队来自沈阳食品安全宣传队，队员大多是老铁西时期国营工厂的文艺骨干，曲目也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中国的红色歌曲如《我的祖国》、《红色娘子军》。

在那个年代里，铁西区被称为“东方鲁尔”，仅仅一条北二路就聚集了包括沈阳机床厂、变压器厂，汽车齿轮厂等37家大型企业，中国的第一枚国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辆内燃机……都在这里诞生。

进入九十年代后，依靠行政手段得来的订单越来越少，机器也不再日夜不停地轰鸣，往日的工业重镇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铁西的工人们支付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如今的铁西区分“老区”和“新区”，北二路所在的老区充满生活气息，新区则大力发展制造业集群，成为支撑铁西的主要力量。昔日的工业气息只能通过路边的雕塑获得些许感受。从创造数百个全国第一，到没落，再到重生，铁西区折射的是一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

红眼儿楼

位于沈阳市中心西南的铁西区，因在南满铁路之西而得名，曾是日伪时期的重工基地。从1938年铁西建区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资共在这里投建323家工厂，形成了庞大工业群。

新中国建立后，从1953年到1957年，铁西区相继迎来了120家新企业的开工庆典，第一机床厂、冶炼厂、变压器厂、化工厂、拖拉机厂、鼓风机厂、东北制药厂……均为全国各行业的龙头。如果有谁家人在铁西的工厂上班，是让人羡慕的。

“70年代是最好的时候，一片火红画面，到下班点人一股脑儿跟泄洪似的出来，到晚上就更热闹了，我们这些孩子就从各家聚在一起，玩儿当时流行的抓坏蛋、抢山头。”民谣歌手葛巍靠在一张陈旧的木质写字台上吸着烟，提起旧日时光，他显得很兴奋。

55岁的葛巍是地道的铁西人。“老爷子那时候老仗义了，干活卖力。”葛巍口中的老爷子是他的父亲老葛。1950年，18岁的葛父被招进北二路上一家军工厂做工人，后来一路做到工会主席、厂长。

“当时计划经济执行的都是配给制，上面给指标，下面只管生产就行，也不用操心销路。” 86岁的老葛拄着拐杖坐在床的一角，去年他进行了一次脑中风手术躺了四个月，说话间歇还能感受到手有些颤抖。“很多厂自己都有生活设施，澡堂子、医院啥都有。”

据《铁西区志》介绍，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仅沈阳冶炼厂就有幼儿园保育人员119名、医护人员288人；重型机械厂的医护人员达到471人，这是当年铁西国企办社会的真实写照。

老葛印象最深的就是管部里（电子工业部）要钱给职工盖房子。“70年代厂子经营不错，那段时间经常往部里跑，主要是要盖房的指标，钱他们说要我们自己去搞。我都是既要指标也要钱，分两步走。我带部里的领导来厂里，看那些工人的生活环境，那时候只要结婚的都得有房住啊。”

一位退休工人把当时分到的房子叫“红眼儿楼”。这类住房的基本格局是一个大门里两间屋子，一屋一家人，多数在13-15平米左右，厨房、卫生间两家共用。当时祖孙三代挤在一个没水没电的小棚户屋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能分到一间这样的屋子，有电灯、自来水、暖气，甚至还有电话，是非常让人眼红的福利。

在城市的更新改造过程中，“红眼儿楼”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不过依然可以从被辟为展览馆的“工人村生活馆”里找到一丝当年的痕迹。

工人村位于铁西区西南部，占地面积约0.6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84个标准足球场。从1952年开始动工到1957年完工，最多的时候有超过140栋楼，是建国后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如今，当年的苏式三层红砖楼房大多已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所取代，仅保留了约30栋，其中一栋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展示当时工人的居住环境和各个年代的图片。在工人村的街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道，路旁柳成荫，庭院花枝俏，家家有余粮。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对界面新闻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铁西工厂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工厂对工资方面没有任何权力，厂子盖个厕所都得政府批准。由于长时间受到劳动统包因素的影响，厂子也根本不考虑市场环境，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自然受不了那个冲击。”

下岗一条街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一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企业”的消息传遍全国，甚至全球。英国《泰晤士报》将沈阳称之为“中国经济实验室” (China's economic laboratory)。

沈阳防爆器械厂建于1966年，至破产时有在职职工76人，资产26.5万元，欠款高达48.6万元，大部分的职工成了新中国首批下岗工人。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提供了蓝本和基础。

一些嗅觉敏锐的工厂开始感到不安。老葛还记得，80年代末他们工厂试图生产销售电话机来挽救江河日下的命运，但由于受到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上面不允许工厂以市场化的方式生产出售。

“那时候很多厂就是这种矛盾状态。”老葛无奈地表示。

“来——走一个！”北二路附近的一家清真餐馆里，李克勤正在招呼来参加聚会的老工友们，他并不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但长期在厂里担任文艺宣传队骨干的他天生就有一种在人群中不犯怵的能力。

“对，和那个香港歌手同名儿。”李克勤对记者自我介绍时说，“我是1970年进的工厂，18岁，一直做钳工，进厂那年月厂子是好时候。”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铁西北二路渐渐冷清下来。李克勤所在的工厂也开始走下坡路。“当时没有上边帮衬了，生产的东西得自己找销路，东西难卖啊。1998、99年我每月工资就一两百块，这还经常是连续几个月发不出来。我们去厂里领工资经常是啥也没有，厂子有啥办法，东借西借呗，也发不齐。”他往杯里续了点水，眼睛有些泛红。

“2000年，我正式下岗，30年的工龄，一年给我五百多块钱，一共两万块钱就算买断了，彻底和厂子脱离关系了。我有点文艺细胞，吹小号，组织个小乐队，能接点儿婚丧嫁娶的活，日子还能过得去。当时下岗的人海了去了，卖菜的做小买卖的，反正都得研究点事儿。”李克勤说。

“我做过 ‘大’ 生意。” 坐在李克勤旁边一直喝着闷酒的大刘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和李克勤不同，刘个子高大，一米八左右的身材，头发浓密，眼睛朝外鼓。

“90年代厂子不行那段，我在北二路卖过服装。自行车往那里一立，衣服往车把上这么一挂，我站得离车有个十二、三米远吧，看到熟人我都把脸给转过去，嫌丢人啊。那时候就知道闷头干活儿，哪有钱的概念。”大刘一口把杯里的酒干了。“衣服好像一件儿都没卖出去，都给我闺女穿了。”

在最糟糕的时候，铁西区30万产业工人中一半下岗，曾经辉煌的北二路成为“下岗一条街”和“亏损一条街”。悲观、无助、失望、焦虑的情绪蔓延在城市的上空，当年的“排头兵”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兵”。下岗工人们形象地把当时的生活比喻成“干活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开支没有号，劳保没依靠”。

1999年的秋天，王兵从北京回到沈阳，用租来的一部mini DV摄像机开始拍摄纪录片《铁西区》。在纪录片里，工人们在破败的工厂休息室里斗嘴打架，在逼仄的棚屋里打牌，脸上挂着无奈和茫然。这部纪录片后来获得2003年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的大奖，之后通过沈阳三好街的盗版市场传遍了整个城市。

“1992年至95年，我在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读书的时候经常来铁西这些工厂拍照片，所以对铁西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厂都比较熟悉。”王兵对界面新闻记者讲起当年拍摄的缘由，“我很想拍摄这种变化的过程。”

王兵感慨地说，大部分工人从青年时期就进入到这些工厂工作，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很难迅速走到社会中去自我谋生。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很多人还对企业存有幻想，但最终还是失业了。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打气儿》里的这句台词被看作是对当时社会不满情绪的回应。但在王兵看来，大量的产业工人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和人生转折，有些甚至家庭遭到了破坏，但社会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给予足够的帮助。

腾笼换鸟

2002年，也就是王兵的《铁西区》完成的那年，位于北二路上的沈阳低压开关厂开始拆迁，由此拉开了铁西工厂拆迁的序幕。这一行动的代号叫“东搬西建”，就是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树挪死，人挪能活吗？况且是数千人的大厂？！”方案出台时，质疑和反对声可不少。梁启东对界面新闻回忆说，当时沈阳市和铁西区的领导们还十分担心“级差地租”能否在铁西实现。“那时沈阳其他区的地块每平方米已经几千块钱了，但铁西几百块钱都没人要。”他说。

也是在2002年，时任沈阳市市长的陈政高在沈阳市干部大会上宣布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并成立铁西新区的消息，并赋予新区土地出让、配套费收缴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构建一体化管理框架。

实施两区合署办公，其核心就是要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搬迁改造，盘活存量资产，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由此，铁西区委、区政府开始大力实施“东搬西建”，对铁西区重新进行规划和功能定位，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则集中规划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步“棋”是走对了。时任铁西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王振中在2009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一共迁走了239家企业，拆迁面积达595万平方米，区财政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资金140亿元，成功地破解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国企改革两大难题。

对于铁西区政府来说，这笔巨款是“支付企业的改革成本”。收获的土地出让金一方面用来进行铁西老城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用于企业搬迁和补偿之前企业拖欠的养老金和工资。

“之后就是逐步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生产要素重新规划集约经营，把很多企业雷同的生产项目都剥离出来统一建设工业园区，进行统一的处理污染排放等。”梁启东说。

再后来，拿下华晨宝马新工厂项目，成为铁西区探索高端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2005年，华晨宝马拟建总产能30万辆新工厂的消息刚一传出，就引来了全国众多城市的争夺。在东北，除了和华晨宝马最早牵手的沈阳大东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伸出了橄榄枝。相比之下，铁西区是“后来居上”。

2009年，沈阳铁西区开始介入华晨宝马项目“争夺战”，第一时间成立了宝马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专设宝马新城建设办和宝马项目办两个机构，专职为项目建设做协调和服务，后者一直保留到现在，开展日常服务。为了一家企业专门成立政府常设机构，在全国都非常少见。

2012年，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正式开业，大批配套商跟随而来。2013年，宝马集团在德国本土以外唯一的研发中心项目在铁西工厂落成。2016年，宝马集团在欧洲之外唯一的一家发动机生产厂——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新发动机工厂在铁西开幕。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博士在给界面新闻的书面回复中称，选择铁西区，除了工业人才和技术设施方面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沈阳市政府及铁西区政府给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例如高效的项目审批、快速跟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供应商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的成功与两级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魏岚德说。

今天，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正在铁西扮演关键的角色。截至2017年底，56家世界500强企业和475家外资企业驻区发展。米其林2.5工厂、安川电机第三工厂等80个亿元以上项目落地。2017年铁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846亿元，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810亿元，增长11%，比2002年增长了近7倍

另一边，随着老工厂的搬迁，房地产和商业迅速“填充”进北二路和附近的几条街区，成为推动当时铁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此之前，铁西区二、三产业比重严重失衡，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铁西第二产业比重高达95%，商业业态严重缺乏。

“东搬西建”后，沈辽路上的金牛拖拉机厂推倒后建起了家乐福、万达广场；北二路上原沈阳机床厂的厂址上建起了红星美凯龙、宜家、星摩尔广场；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兴华街、北二路被打造为汽车4S店集群；兴工街、云峰街、建设大路等距离市区较近的区域则成为铁西的高档住宅区。沈阳首家国际五星级城市度假酒店——东方银座铂尔曼也落户铁西。

新区的老问题

“在沈阳有个城区叫铁西，它是人们的老记忆，它被誉为东方鲁尔，是共和国最早的工业区……老铁西是上班的自行车洪流，老铁西是下班归来的爸爸……”葛巍开着他的军绿色吉普车载着记者上了北二路，车里循环播放着他刚创作的民谣《老铁西》 。

他现在每天都会沿着北二路绕几圈，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马路两边，摩登的商业楼盘鳞次栉比，起着巴塞罗那、凯旋门之类的洋名，只有街头矗立着的庞大的金属雕塑在提醒着人们这个老工业基地曾有过的辉煌历史。

“之前铁西是穷人呆的地方，我们开玩笑说连个科长都没有，现在环境改善了，可以说是富人区都不为过。”梁启东说。

“东迁西建”开启了铁西区的新纪元，但如何破除体制机制痼疾，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让老国有企业真正焕发生机仍是铁西区面临的长期课题。

2015年以来，以辽宁省为代表的东北经济出现全面下滑，沈阳机床、沈鼓集团等铁西区老牌大型国企则在更早之前就出现净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的局面。这让人们意识到，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万强对界面新闻表示，在以重工业为主、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沈阳，投资效率其实并不高，有效投资占比不是太大。“怎么样降成本，提高效率，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就东北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指出几点症结，“市场化程度不高，国企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思想观念不够解放等问题，需靠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外界都知道铁西在工业上有很好的基础，工业产值占整个沈阳的40%，可以说是沈阳工业的风向标，但铁西的科技属性相对较弱，区里领导希望引进一些这方面的资源给这里的工业企业增加活力。” 黄峰对界面新闻说。

2017年，黄峰离开工作了17年的软件行业，加入沈阳金谷科技园一家专为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支持的工业大数据公司。

金谷科技园位于铁西区北一路重工街附近，园区内整齐地分散着几十栋灰白色的办公楼，楼与楼之间有大片的绿化带，完全不显得局促。整个园区规划建设时间从2011年到2020年，目前已有上百家科技、金融和生产服务业企业在此入驻。项目入驻率达到76%。

黄峰的公司就在金谷的一栋四层办公楼里。这家公司目前有员工40人，以男性居多，80后又占了大多数。公司一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展示其在数据服务领域的诸多成果，二层以上都是办公空间，简洁前卫的装修风格和互联网公司无异。

在黄峰看来，目前铁西的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工业2.0阶段，单纯重视资金和业务开展，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严重不足。比如，当地不少企业至今仍在使用人工方式对高空设备进行检查，而在江浙、广东一带，通过无人机、数据建模进行类似诊断的情况要多得多。

“现在不是那个低头干活儿的时代了，”黄峰把烟灰弾到沾水的纸上望了眼窗外，“希望企业能和我们一起 ‘使劲’，让铁西的工业再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