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河而兴。大运河沿岸大小城镇、码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当时令世人瞩目的繁盛商贸经济。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治安和军事防守,按照“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五十里一市”的标准沿运河两岸的一些地方设置驿站,并分为水驿、马驿两种,专为运河过往官员、船只提供食宿、休息。


这些城镇既是北上京津、南下江浙的重要码头,也是商品流通、货物吞吐的集散地。就是在这大运河衡水段上,也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古村驿站,都有着古老传奇的人文故事。特别是如今位于大运河畔的衡水7个乡镇驻地,都有着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迹,彰显着衡水地域文化特点。



郑口镇


郑口镇相传因有一郑氏在此运河上设摆渡口而得名,原称郑家口,也叫郑镇。这里地处水陆要冲,商贾云集,到清朝中后期已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的集镇。据《故城县志》记载:“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这里已是全县唯一繁华的市镇。解放前郑家口并不是县城所在地,只是过往商船落脚的码头。它位于冀、鲁两省交界线上,大运河左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商埠。过去,它以水运码头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中外客商。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城镇,三街五镇,店铺栉比,客货川流,自古以来素有‘小天津卫’之称”。


作为大运河古渡码头,郑口“前抱武城,后临广川,东交齐鲁,西接保真。燕齐交壤,旁临御河,数十万之岁运,及冠盖之舳胪,上下旁午,直抵天津”(《故城县志》)。郑口每年有两次传统的庙会,即二月会和九月会。盛大的宗教活动和商业、娱乐活动汇集一起,壮观而热烈。每届会期,八方客商蜂拥而至,周围群众更是倾家赶来,欣赏戏剧、曲艺表演,购买生产、生活用品。由早至晚,会场万头扰动,大小商号、摊点,施展出全套本领招徕顾客,销售量猛增。


1937年农历10月1日,日本侵略军纵火焚烧了郑口,昔日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满目疮痍,惨不忍睹。1945年3月15日,郑口镇迎来解放,6月,故城县城也由故城镇迁至这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如今的郑口镇,已是故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故城镇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设东阳县,几年后又更名为漳南县,故城镇即为县城所在地,距今已有1400余年。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正式设置故城县(因县城设在漳南“故城”,故名故城县),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


历史上,故城镇运河码头占地百余亩,货物堆积如山,能停靠大型商船,日装卸量达四五十吨,入夜码头上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紧挨大运河的南关外临津街是故城镇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天祥和、万盛楼、丰和堂等大商号均设在此街。众多的外地商人也来此经营,长街上店铺鳞次栉比,生意异常红火,长街的繁荣一直延续了千余年。


故城镇每逢单日为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曾有城里集、城外集,平日,街上熙熙攘攘,逢集日更是人流如潮。还有城隍庙会、东岳庙会、药王庙会、娘娘庙会,这些庙会集商业活动和文化活动为一体,异常火爆,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庙会期间,大量外地客商汇集故城,他们带来丝绸、布匹、铁器、竹货及日用百货,再从故城采购绿豆、红小豆、西瓜、龙凤贡面等。


作为古城,故城镇有名胜古迹、寺庙、古建筑百余处,有“故城七十二座庙,德州七十二座衙”之说。星罗棋布于古镇大街小巷的名胜古迹、寺庙、古建筑设计独特新颖、匠心独具,建筑工艺高超,技艺纯熟,或雄浑壮丽,或婉约秀丽。其中不乏木雕、石雕珍品,巧夺天工,异彩纷呈。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最有代表性的是甘陵书院和城隍庙戏楼。


故城镇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故城三宝”:佛头井、半步桥、无影树,神奇瑰丽;当地特产龙凤贡面的传说美丽动人;土生土长的运河大秧歌美不胜收;历史上的名胜“绿柳清波”、“卫水飞帆”、“斜阳古渡”、“南埠商胪”让人浮想联翩……



建国镇


位于故城县境最南端,原为山东省武城县城址。据《武城县志》记载:历史上建国不是一个村庄,而是老武城县城的一部分,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移县东流村时原是武城城关的河西街。卫运河因从老武城县城中间穿过,将县城一分为二,划为河东、河西两地。其中河东是县机关驻地,河西为商业街,中间有一座木桥相连接。每逢农历四、八大集,赶集的老百姓熙熙攘攘,甚是热闹。在清乾隆年间,武城县城运河西岸有三条相邻街,分别称作观音街、石闸街、刘家街,统称河西街。抗日战争时期,武城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0月,迎来武城县城的提前解放……


1946年,武城军民情绪高涨,欢庆解放,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将卫运河西侧河西街的三条街:观音街、石闸街、刘家街分别易名为建国(由河西街南部居民组成)、民主(由河西街西部及郭家园子、宋家场、小辛庄等几个居民点组成)、和平(由河西街北部偏东居民组成),取意中国人民到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新时期!三个村名沿用至今。但当地人们仍习惯称呼为“河西街”。


原武城县城跨两岸,河西街自古以来漕运兴盛、船行如梭、商贾云集,是江北沿河重镇之一。河西街大集(武城大集)可追溯到宋朝,特别是明、清以来更是临清以下卫运河上重要的码头和货物集散地,至今仍是故城县南部最大的集市。每到春节,和平的高跷、民主的狮舞、建国的龙灯,把整个河西街闹得红红火火。


1964年12月,河北、山东两省以大运河为界重新划界,运河以西原属武城县的三个乡镇划归河北省。和平、民主、建国三个村划归故城县建国公社管辖,后改为建国镇。



安陵


这里曾是大运河上的一个漕运码头。《大清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关隘》记载:“安陵镇,在景州东十七里,即故县也,明置巡司。”民国《景县志》卷四:“管河公署,在安陵镇,南临运河。嘉靖二十六年知州陈璋、判官王之训创建。”卷十四:“三觉堂,在安陵镇北,建筑极壮丽。民国初年曾设织布工厂于此。”


安陵原名白社桥,数百年前,原安陵县城就诞生在今安陵镇运河的东岸,从此安陵之名叫响。安陵县在历史发展中曾四置四省。每一次置省都是古代帝王的思想在这里的体现。唐代,安陵县因位于永济渠(运河)两岸,地处沧州、德州之间,设有渡口和桥梁,故行脚行船客商多汇集于此,餐饮住宿娱乐业鹊起,很快繁华起来,使得安陵成为唐代望县(除京都及京畿之外,第一等的县)。公元744年,著名诗人李白被赐金还乡来到安陵,他惊喜的是在此遇到一个叫盖寰的安陵道人,传给了真箓(道教所传秘密文书符和箓的统称)。李白在一首《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的诗中记述了这件事,盛誉了这位安陵道人,表达自己看破功名利禄的思想。


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二月,康熙皇帝乘龙舟南巡进入景县境内,行至安陵,见到运河两岸郁郁葱葱的杨柳,河面如梭般的船只,听到纤夫雄浑的拉船号子,龙心甚悦,遂离舟登岸,面对古镇安陵的繁荣兴盛景象,感触万千,诗兴所至,填词一阙:“大块风光,春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舟槁始立,淑色烟笼。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融。乐志情深,读书意远,与古和同”。后人将词刻碑立于景州董子祠,民国期间存于景县城内第一高等小学。随即康熙又游览了古刹安陵禅院,并为该寺题写了名匾。清代礼部、工部、兵部尚书景州人魏廷珍,乘船至安陵登岸,被安陵镇的景色所迷醉,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七律。


连镇


古名连窝镇,因运河两岸的六个小村庄(小郭庄、肥城、宋家圈、鬼家集、曹家厢房、东光口)连在一起而得名。始建于明朝初年,鼎盛于康乾盛世。小小连镇,却与四县(东光、吴桥、阜城、景县)相邻,大运河又穿镇而过,水、陆交通方便,古有“商贾云集,八方通衢”之称。自古就是交通要冲、运河重镇。明代天下设水马驿,此处为连镇驿,设船二十只,每船有水夫十名,负责军情报送、使客往来及军需转运。连镇因官驿而闻名,又系运河水道,四处商贾皆会聚于此,水中帆樯林立,逶迤数里,两岸店铺连怏,繁华盛极一时。


连镇南可溯运河之源,北可顺流抵天津,是扼守北京的第一门户。清朝中期,连镇是东光、吴桥、阜城、交河等7县的粮棉油集散中心,农副土特产品船载车运,南销齐鲁、江南,北达京津、东北,各地客户也纷纷于连镇设栈,经销贸易,一番鼎盛繁忙景象。


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连镇成为商业码头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曾在此大战,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进攻渤海郡受挫;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北伐军大将林凤翔、李开芳带领数千人马在此与清军血战一年,最终全军覆没。到了近代,连镇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传奇事件:1941年夜袭连镇夺伪钞;1943年奇袭连镇警察所;1946年连镇解放。


码头镇


这里原属东光县管辖,两岸一桥相连。桥的西岸就是著名的阜城县码头镇,也叫码头街,桥的东岸是沧州市东光县东光镇的码头村。码头街是当年大运河沿岸30个繁华码头之一,“看码头,好气派,千舟竞发扬帆来”、“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即是当年的生动写照。


据《东光县志》记载,该镇为太仆寺行台故址,兼有马地、马厂、马头诸名。盖前明河间为“太仆寺养马处”,因而得名“马头”。又因该镇地处运河左岸,有船舶停靠,“马头”遂改为“码头”。后来因有东光县王家、马家等名门望族从河东搬迁至河西,逐步发展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居民聚集区,日渐兴盛,尤以经营药材和“大米洋面”驰名。商贾广修店铺,形成了北街、西街、南场。一些商人也由运河南下北上,买进卖出,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辐射周围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商埠。运河西畔有一条顺河街,两侧商号林立,每逢农历一、六码头大集,各地商客云集,集市设有菜、粮食、牲口、百货、估衣、肉、吃食等市面,周边东光、泊镇、连镇、崔庙百姓都到这里赶集交易,热闹非凡。


码头桥东就是现在的沧州市东光县城。据《东光县志》记载,光绪十二年,码头渡是东光“卫河六渡”之一,“在县西三里,下临卫河,又西南二十里为连窝镇,与县北二十里之夏口镇皆卫河所经水陆交冲,商旅辏集”;在乾隆五年东光邑令陈上朋为码头桥撰《重修垒道碑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自西郭门至南运河长亘四里许,为赴省要冲,钱粮起解由于斯,商贾贸易由于斯,汗雨帷云,趾错肩摩。”由此不难想象出码头经济的繁荣景象。



霞口镇


霞口原为夏口,后又改为“狭口”,因大运河在此处变得狭窄而得名。传说,夏商时期,这儿居住着姓夏的人家,隋炀帝杨广修复通州至杭州大运河,路过此处时,把夏村一冲两开,因交通不便,在此处设一小摆渡口,名为“夏口”,杨广南下时经过此处,看到此处狭窄,便更名为“狭口”。几千年过去后,1874年,乾隆下江南路过此处,当时正值清晨,朝阳正在迎面而出,霞光四射,遂将狭口更名为“霞口”。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曾停泊于此。


历史上,东光县是“连镇控其南,夏口扼其北”。霞口是东光县的北大门,堪称水旱码头,南北交通的枢纽,十分繁华热闹。古时每到傍晚,运河里的船只几乎把河道停满,大小车辆住满客店,那时河内舟楫相连,岸边车水马龙。村中央俗称“摆渡口”的地方,也就是用船只运送河东河西两边人员、物资的地方。岸上店铺林立,摊贩成群,有饭馆、酒馆、茶馆、客栈、杂货铺等。也称得起“人员川流不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商贾云集。”《读史方舆纪要》谓该镇“居民鳞集,行旅辐辏,俨然城市”。光绪《东光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该镇“卫河所经,水陆多冲,商旅辏停”。


作者:郭俊禹  编辑:马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