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减过剩产能员工安置成难题：收入没了房贷咋还？

探寻产能顽疾的根治之道

　　产能严重过剩和久治不愈，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专家表示，本轮化解过剩产能，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经济发展周期等因素，产能过剩并不鲜见。但我国的产能过剩，原因不止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领域的恶性竞争，是导致本轮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

　　“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垄断、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以及生态与环境补偿机制的缺乏，使低价供地、财政补贴、提供廉价资源、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降低环保要求等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战的主要手段。”李平说。

　　一句话，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说，市场没能很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资源的优化配置存在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很难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实现出清，地方政府、银行都不愿意。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主要的考虑是“三保”：保GDP、保稳定、保地方利益。当本地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经营困难时，地方政府总是有当“奶妈”的冲动，认为帮企业一把，撑一撑，困难就过去了，其结果就是撑出了许多僵尸企业。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样的冲动，而在于地方政府确实有能力这样去做，它可以通过金融、财税、土地、价格等手段干预市场。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过剩产能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专家们一致认为，化解现有过剩产能，防止再出现严重过剩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改革土地征用和补偿制度，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清理地方政府有损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等。这些改革到位了，企业经营不下去自然会破产。

　　国企改革与技术创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产能过剩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比很大。一些国企员工工资只发一半，有的甚至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即使这样，还要维持生产，确保员工拿到基本的生活费。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国企化解过剩产能和转型升级。

　　不少国有企业老总表示，化解过剩产能，按照市场原则，就要裁减员工，但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基本没法裁。这需要国家加快国企用人机制的改革，制定积极、稳妥的冗员退出机制，同时要给国企减负，不让它们承担过重的包袱。

　　中铝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冷正旭建议国家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国企部分员工转岗，化解人员包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玉提出，国家对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的国企，可考虑实行人员提前退休政策，减少企业的冗员负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现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国有资本怎么办？我觉得应该退出，在这些企业资产债务重组过程中把它退出来，用这笔钱充实社保资金，解决这些领域企业关闭重组过程中人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不少行业出现过剩产能，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水平落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我国钢铁仍是阶段性、结构性产能过剩。我国生产的大部分钢铁是粗钢和一般钢材，大量五星级建筑钢材、军用原材料和大飞机制造所需钢板，以及很多高端钢和特型钢，仍需进口。

　　专家建议，我国应对症下药，大力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只有这样过剩产能行业才能进入高端市场，改变产能集中在低端的现状。

　　鼓励企业“走出去”

　　牛犁表示，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在主动调整结构的换挡期，本轮产能过剩很难依靠持续高增长化解，另一方面，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著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国内产能可以“走出去”。

　　随着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对外开放，产能“走出去”迎来良好机遇。基层干部、企业界和专家认为，过剩产能不等于落后产能，“走出去”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长远来看还可促进我国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更大收益。

　　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钊告诉记者，自西安至中亚班列开通以来，陕西生产的石油钻井设备、重型卡车、制砖机、玻璃纤维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陕西的企业不仅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立了当地最大的水泥制造厂，而且还为哈萨克斯坦市场提供了80%的制砖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我国应组织研究，哪些产业可以走到哪些国家，考虑“全球产业布局”的问题。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制定实施“转移一批”的具体鼓励政策。

　　陈文玲建议，应对产能转移项目采取更为便利化的投资政策，减少项目审批限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政府作为十分关键

　　专家们表示，这一轮化解过剩产能，阵痛在所难免，维护社会稳定，防止金融风险，政府的作为十分关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制定和落实政策，引导企业主动消化过剩产能。比如出台财税支持政策，进行补偿激励；完善信贷政策，加强金融调控，有保有压、扶优限劣；落实行业技术标准，严格约束监管等。

　　二是建立退出机制，清理僵尸企业。政府可充分发挥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税收等政策的引导作用，对超过能耗限额标准和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实施电价、水价等差别价格政策，倒逼过剩产能退出市场。

　　三是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确保社会稳定。比如，落实好职工安置政策，将化解产能过剩形成的下岗失业人员纳入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努力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服务工作，增强其再就业能力，为有能力、有意愿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为促进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积极作为，必须持续深化政府改革。

　　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认为，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源自地方政府的GDP追求和投资驱动，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最后“优不胜、劣不汰”。“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陕西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成荣对记者说，国家应科学合理设置干部考核评价指标，推动指标体系多元化，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总量又看质量，既看显绩又看潜绩，综合考核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给转型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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