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文　袁谟浩/图

樊口筑坝风波(上)

民信闸，樊湖修堤的重要水利设施（资料图片）

　　早在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粑铺大堤粑铺至马坟段的过程中，就有动议在樊口筑坝建闸。但朝廷基于对樊湖消泄洪水的既有认识，始终明令不准。在反对筑坝者看来，汛期江水需要向樊湖内分泄，樊口不可以堵塞，否则难保上下游长江两岸的堤防安全。

　　与粑铺大堤早期由民间创修的情形一样，清光绪年间，樊口内武昌、大冶、江夏、黄冈等县绅民，2次自发修筑樊口坝。因此，触动了官府安全认知的底线，2次都被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派兵弹压和刨毁，领头筑坝者甚至为此丢掉了性命。

　　第一次在光绪二年（1876年）冬，民间士绅郭瑞麟牵头首筑樊口坝，切断江水倒灌樊湖的通道。

　　郭瑞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科试中廪生。因世居西阳畈（鄂州蒲团乡），深受江水倒灌、田舍不保之苦，深知只有在樊口建筑闸坝，补上粑铺大堤这个缺口，方能解除水患。

　　而在樊口建筑闸坝，在当时又遭当局禁止。为此，郭瑞麟前往京城请命。蒙同乡前大理寺卿王孝凤、前都察院贺云甫支持，2人共同致函湖北巡抚翁同　龢，准在樊口筑坝建闸。郭瑞麟回乡后，立即联合邑人胡书田、大冶皮周福、黄冈刘玉田等人，完全依靠堤内绅民的力量，于光绪二年（1876年）冬在樊口兴工，至第二年五月告竣。

　　但是，郭瑞麟此举遭到樊湖地区渔户、商户的强烈反对。代表渔户、商户利益的月山杨光朋、三山袁甲甫等人，以筑樊湖危害上下游安全、损害渔户和商户利益为由，到各级官府控告，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就在渔农为樊口筑坝激烈争执的过程中，对筑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湖北巡抚翁同龢调京任职。接任湖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李瀚章四次督鄂，始终认为樊湖乃长江蓄滞洪水的关键处所，一旦堵筑樊口，势必造成整个长江中下游洪水为祸。因此不由分说，直接调集军队，立即到樊口毁坝抓人。

　　郭瑞麟闻讯及时潜逃。李瀚章则一面上奏朝廷，革掉郭瑞麟等人的顶戴，一面下令通缉，后经彭玉麟等人在朝廷为其辩解而未继续追究。但所筑堤坝，在清光绪三年（1877年）冬，被李瀚章派兵完全刨毁。同时，支持郭瑞麟等筑坝的时任武昌知县刘笃庆，因此被革职查办。

　　樊口第二次筑坝，距李瀚章第一次派兵毁坝不足半年。

　　樊口之内沿湖六县百姓，眼见旱涝保收的田地再将不保，生命财产继续遭受洪水威胁，于光绪四年（1878年）春，再次公推西阳畈人胡炳卢、汪帼沅领头筑坝。两人始不敢就，架不住越来越多的民众恳求，于是义无反顾，再次集资捐物。

　　此举彻底激怒了李瀚章，于是借口月山杨光朋、三山袁甲甫等人控告，再度派兵抓捕筑坝领头人胡炳卢、汪帼沅，刨毁兴修中的樊口大坝。胡炳卢闻讯潜逃，从此杳无音信。汪帼沅被李瀚章抓进了黄州府大牢。

　　紧急关头，西阳畈人汪波臣为营救汪帼沅，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赴京告御状，引起京城御史们的广泛关注。事件在光绪四年六月初七《申报》详细报道，京城御史言官也开始关注此事。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面对御史李廷箫主张兴筑大坝的奏疏，以及湖广总督李瀚章陈述毁坝缘由的奏报，光绪皇帝决定派时任三江（苏浙赣）总督、兵部侍郎彭玉麟等前往樊口实地调查。

　　李瀚章陈述毁坝原因的奏报先于彭玉麟的调查。其奏报一面引据历任湖北使臣不准在樊口筑坝的成案，一面列举樊口筑坝建闸的五大害处，所谓“建闸五害”，极力为自己辩解：

　　武昌县樊口地方，内通梁子湖周围八百余里，汇于一口出江，载在《大清会典·一统志》，钦定《明史·地理志》诸书，数千年从无议建闸坝之事。同治元年，武昌县知县龙云始据士绅禀称请筑坝，前抚臣严树森以此坝一筑，水无分泄，大江两岸必别有冲决之患，严饬不准；三年，士绅等覆申前请，前督臣官文以水涨之时，内外冲击，闸坝断难支持，必有损于堤工，显为敛费肥己起见，立案不行；八年，前抚臣曾国荃以前此师次黄州，采访舆论，如在樊口筑坝仅附近西阳二畈田庐受益，而内湖积水则无消路，各邑被淹必广，樊口与邻境同系朝廷赤子，岂能损彼益此，饬县严禁。前升任布政司臣何璟以樊口修建闸坝，如果有利无害，数百年来何竟无人议及，该绅民欲派费于附近六县，从中渔利，勒措商船，索取闸费，胆敢立旗敛费，擅自兴工要挟，实属目无法纪，其平日刁悍强梁概可想见。饬将已修工段平毁，出示永禁。此历任办理情形也。

　　光绪二年，前抚臣翁同　龢接准京宦公函，议建闸坝，委员履勘，以此处兴建，利少害多，重申禁令。廪生郭瑞麟等抗违不遵，纠众强筑，将河堵塞，并私立埠头，抽收船厘，把持勒索。臣瀚章回任后，迭经受害绅民控告，交该管府县查明，商民被扰及郭瑞麟等藐抗情形，派营查办，事关通省水利，未便稍事姑容，故檄调兵勇，将该处私坝刨毁。奏明嗣后樊口地方，永远不准建筑闸坝，钦奉谕旨，转行遵照。

　　今岁春间，突有革生胡炳卢、汪帼沅等，家无田产，但异盘拨获利，纠众复筑，乡民有不愿者立将房屋烧毁，始而不服地方官弹压，甚至捆捉县差，戕害勇丁，形同叛逆。不得已派营前往查拿，始各解散。此臣等先后办理情形也。

　　窃维湖北之水，江汉为大。江水自巴东县过境，汉水自郧西县入境，分流千余里至汉口而合流，其势浩大，外则支河港口，内则巨泽重湖，节节棋布星罗，足为分杀停潴之地，使之纡徐委折，逐渐东趋。故前史所载水患稀见，自后世与水争地，设堤以御之，水道日窄。然沿江沿湖亦只有顺水直堤，从无堵水横坝，历考名臣奏议，留心湖北水利如阿桂，汪志伊等，佥以疏浚支河为要，凡宣泄积水之路，被居民阻塞者，乾隆五十三、四等年，迭奉谕照例严治其罪，并饬勒碑永禁。伏读道光十一年上谕：“本年湖广等省水浸成灾，如果平日讲求水利，江湖通畅，何致酿成水患，著于濒临江湖地方，详加履勘，如有壅遏水道之处，必当设法查禁，使涨水得以宣泄，则害除而利可兴等因，钦此。”此外钦奉谕旨甚多，不能备录。煌煌祖训，深切著明，诚帝王经世之宏谟，万古不易之准则也。

　　樊口地方，外江内湖，为古来泄水要道，山川如故，并无变迁，壅塞其流，为害滋大。惟樊口内西阳畈一带，周围三十余里，建闸以后受益较大，该处居民纷纷诉请，百端耸听，臣瀚章亦几为其所摇。迨屡次亲历其地，察其形势，覆访周咨，统筹全局，始知建筑闸坝，其害有五，谨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樊口内包湖泽九十有九，其源甚远，其浸甚广。每逢春夏，各县山水毕汇于湖，仅恃此一线之口以出江，江水盛涨之年亦倒灌而入，内外相连，汪洋一片，即至冬令水涸，口门尚宽二十余丈，坝固为害，闸亦无益，议者乃谓筑坝湖水无出，势不可行，筑闸以时启闭，可资消泄，不知樊口系两面受敌之地，既须泄出湖水，又虑灌入江水，岂能两全。况下闸必在桃汛以前，放闸应俟霜降以后，此数月中如大雨时行，诸湖有涨无消，浸溢何可限量？无论向来各州地春收豆麦悉付波臣，即滨湖数百顷稻田亦尽遭淹浸。受害之家归咎于闸，势必此筑彼毁，械斗相寻，巨案迭出，是不建闸仅止水大年份江水倒灌入湖，盛夏不无可虑；建闸即水小年份湖水亦无消路，妨农病稼。岁以为常，甚至激成事端，其害一也。

　　江水经由之道，譬之人身，湖河港汊犹四肢之脉络，所以宣行血气也；今堵塞湖口是截去肢体，仅留胸膈也，胸膈不快头足皆病，口不能泄则尾闾泄之，沿江各堤虽不能指定南岸北岸要之，川壅必溃，理有固然。嘉庆年间监利之水港口，沔阳之茅江口，皆因横堵一堤，上游石首江陵大受其害。近日修改吴家口，遂溢于天门岳口，是其明证。樊口为江汉合流以后南岸泄水首区，一经筑塞，则上下堤防皆有岌岌可危之势，其害二也。

　　樊口之内湖民，农渔参半。渔有应完之鱼课、芦课，农有额设之地丁、漕粮，向系一律启征。溯查同治元年至今十六年中，仅止三年躏缓，历有成案可稽。足见水小之年湖水消泄入江，江水不致灌入，仍可普获丰收。建闸后江鱼不能入湖，渔利全无；即农田因积水难消，亦耕作俱废，不特正供无著，而此无数失业穷民，何以为生？又沿湖市镇林立，该口帆樯上下，百货流通、厘收最旺，口门一堵，舟楫皆停，课由何出？惟西阳畈附近居民，禾稼被淹，仍可踞埠头以咨勒索，坐获其利，徒蹙民生，实无裨国计。其害三也。

　　鄂中为天下咽喉，樊口乃省城后路，自来论形势者江夏与武昌并重。咸丰年间，鄂省三陷三复，军械粮糈多转运于梁湖，建闸后湖泥随流下注，壅积口门，数年后愈聚愈高，闸将沦为平地，万一有事征兵输饷，必须溯江而上，屯储无所，运调不灵，失地露军，兵家切忌，我朝运际隆平，固无此虑，而闸内湖水盛积，一旦沛然横决，下游郡县之民，荡析离居，皆意中事。其害四也。

　　大江两岸如新滩口、沌口、金口、沙口、陆溪口、富池口等处，悉皆江湖贯通，与樊口情形无异，居民屡请堵筑，迭经据理驳斥，如樊口建闸，虽有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之谕旨，而小民何知，必谓利害相同，形势相似，何以办理两歧，难免怨咨交作，且见樊口之民恃强横筑，官遂准行，万一相率效尤，纠众逞凶，肆无忌惮，必尽堵诸口而后已，江水建瓴而下，孤行数千里，两旁无可停潴，无可宣泄，惊波剽悍，一泻无余，下游数省之田庐，何堪设想，其害五也。

　　以上数端，灼然易晓，在倡议筑闸者，耳闻目见，不过樊口附近一隅，臣等所虑者，实系乎通省之水利，东南之大势。是以奸民聚讼，将及稔年，历任督抚臣严禁于先，臣等复力持于后，无非钦尊列圣谕旨，循守历办章程。又虑西阳畈一带地方，时受水灾，曾于上年奏明，准于口内两岸添筑直堤，以资保卫。区区经画之苦心，初不敢求谅于众人，亦不敢自明于君父，惟受恩深重，忝领疆圻，倘欲见好愚民，为敷衍目前之计，或因庭臣论奏，遂于将来变故，不为先事陈明，则获戾滋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