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上提出以来，便备受世界关注。“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基础，是中国提出的适应亚洲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其深层含义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盟作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亚区域实践的具体表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可以关注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战略对接可以增强区域内国家行为体对集体身份的认知，从而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
关键词：互联互通；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主义；集体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视角的选取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第一次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主要内容，即“使双方称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从理念提出迄今已有6年。6年间，在中国-东盟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步发展为以“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规划”对接为平台的区域合作方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较为鲜明的区域层面的国际秩序理念，自提出之日起便备受世界关注。其理念中所包含的主权平等与合作的原则为区域内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可尝试的路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东盟区域的深化合作为基础的，许多学者更是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同东盟发展战略的深入对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东盟区域的具体实践。
2019年11月3日，第22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在曼谷举行，会议就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规划对接等方面合作达成共识，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所遵循的原则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保持着高度一致，“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区域的推行就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目前可以看到，东盟国家普遍对同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问题持积极态度，但在域内和域外依然不乏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东南亚国家在理念上同中国存在差异，对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的目的存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南亚互联互通规划”的对接令东南亚国家陷入对中国的债务陷阱，本质上是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新殖民主义”；部分西方学者使用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昔底德陷阱”解读，认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是在变相实现权力转移，认为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往来根本目的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战略的对冲，其地缘政治意图远远大于经济合作愿望。这些因素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了解释疑惑，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猜忌和误解，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学理解读是有必要的。回顾既有的成果与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单独阐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意义和发展历程的文章较多，许多学者从哲学、社会学等层面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行学理性解读，对具体实现路径的分析较少。国内外亦不乏对“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规划》对接问题的讨论，而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为观念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讨论的文章较少。
本文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区域内的具体实践，理念的实现需要依靠区域内行为体具体行为的建构。“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契机和平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能够同东南亚区域内国家建立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和利益认知，区域内集体身份建构的过程就是在建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起到示范作用。本文从观念的视角出发，对“一带一路”在东盟地区的对接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尝试借鉴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在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沦战后形成的，其在本体论上属于理念主义，在方法论上属于整体主义。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在体系中的身份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行为体通过模仿“成功”的行为体和习得共有观念的方式来获取自身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形成集体身份。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本文所运用的理论逻辑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行为-个体身份和利益-集体身份-共同体观念”的建构过程。在中国-东南亚区域，以“一带一路”框架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在合作的不断重复下，区域内参与国将互利共赢作为对自身和他者的利益判断，并塑造自身在区域内集体身份的认知，进而形成“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理念，鉴于集体身份的形成是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因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就是建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一带一路”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用也可以对区域外的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继而为世界范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可供借鉴的具体路径。
本文将按照逻辑进行推论式论述，即解释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和可建构性，并论证集体身份是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而“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区域的对接和建设过程可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内行为体集体身份的建构。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和发展历程
首先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概念界定。“共同体”词源社会学，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共同体”的概念是一种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有机体，以本质意志为基础，通过默认一致和信仰将人们联系起来。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自然形成”和“文化形成”两种形成方式，即除地缘和血缘外，精神共同体具有主观的“文化选择”特征，雷德菲尔德和罗伯特·麦基弗等学者也都分别就共同体“可创造性”进行了探讨。对“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destiny）的研究最初源于对欧洲共同体的反思，为脱离欧洲内部多元文化对欧洲认同的桎梏，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论证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欧洲意识”形成的可能性，这也许是对命运共同体最早的系统性研究。建构主义中同样包含“共同命运”对集体身份的建构作用的论述，温特将“共同命运”等同于“共同威胁”，即在一个群体面临“社会性（如纳粹）”或“物质性（如核战争或臭氧层空洞）”的共同威胁是客观条件的时候，共同命运将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并促进社会向洛克和康德文化发展。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形势作出的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的新路径和新判断。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起以来，中国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次区域、国家双边、区域、区域间等不同层次以及经济、科技、卫生、安全不同领域的合作。在区域层面，东盟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东盟致力于寻求合作共赢稳步发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的具体实践，迄今取得良好成果。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这其中包含了平等的政治关系、共赢的经济关系、互信的安全关系三层内涵。政治关系的良善是推动经济合作和安全共享的前提保障，国家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 ，命运共同体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与互信；在经济上营造合作共赢、开放互惠的发展前景；在安全上塑造和平互信的安全格局。下表总结梳理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历程
2013.10.03
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到“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014.11.13
第1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科技、卫生、文化、海洋、地区和平、南海问题、次区域合作、旅游、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具体规划。
2016.09.13
张高丽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构想。
2016.09.27
2016中国-东盟市长论坛召开，中国-东盟城市间合作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6.10.28
首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召开，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07.06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新方工作，相信新方将引领东盟同中方一道，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提高水平，共同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017.07.26
王毅外长集体会见东盟十国驻华使节。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推进双方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017.08.04
外交部将东盟视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
2017.08.07
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签署《关于建立中国—东盟中心谅解备忘录》修订版。
2017.08.10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大会，《暹粒宣言》提倡将人文交流合作打造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第三大支柱，为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7.09.13
张高丽出席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中国和东盟是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2017.10.24
第七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会议提到中国与东盟各国相生相伴，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开展海上联演，加强反恐合作，推动建立与东盟防务热线，共商安全事务，共建安全亚洲，共享安全成果，为“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安全环境，为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贡献。
2017.11.13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2018.05.28
第二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论坛。
2019.02.02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陆海新通道”助力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
2020.01.18
习近平访缅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从具体的建构历程中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建设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紧密联系。从理论上，可以借鉴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学理性解读。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提到“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的概念。集体身份是行为体与某种文化的认同，并将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相应地，集体利益意味着行为体把群体的幸福本身作为目的，其用来衡量效用和理性的单位基础是群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以“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为目标；按照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区域内建构“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集体认知，即共同应对威胁且具有共同利益。区域内行为体将共同体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认同就是对集体身份的认同。因此，在区域内建构集体身份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仅从理念上来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同“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遵循的原则保持着高度一致。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以“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的战略对接为客观基础的。因此，可以看到“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在东盟的战略对接行为对中国-东盟区域集体身份和利益具有建构意义。
三、“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东盟集体身份的建构逻辑
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对集体身份的建构作用，首先需要论证身份的可建构性。现实主义假定行为体的身份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的，即不论是定义还是其内在构成，国家都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成过程是在行为体无意识情况下进行的物质进程。建构主义是一种理念主义的结构分析，认为行为体的身份是文化选择的过程，是直接通过行为体的认知、理性和意图性运作的。建构主义认为至少有四个变量能够影响集体身份的建构，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前三者是集体身份形成的有效原因，即存在程度越高，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必要条件，温特认为自我约束的存在可以使构架解决阻碍集体身份形成的根本原因，即克服被他者吞没的恐惧。因此，本文将分别论述“一带一路”建设是如何从这四个方面增加中国-东盟集体身份建构的可能性从而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的。
（一）相互依存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全球背景已经成为共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将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看到了国家间相互依存（或称相互依赖）的客观存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1973）使用敏感性和脆弱性解释相互依存的程度，“高动力密度的相互依存”会促进行为体的合作。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R，1981）使用“强互惠”假设解释“合作进化”的可能性，认为行为体处于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之中，更重视未来而非眼前的结果因而继续互动合作的可能性会更高。建构主义同自由主义理论的不同指出在于自由主义者难以解决现实中行为体相互依赖的“外溢效应”存在，行为体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不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外溢”效应，在这样的视角下，群体内的行为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帮助中国-东盟区域各国增加相互依存程度的行为包含经济相互依存但不局限于此。“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东盟区域的推行和战略对接包含了许多层面。在经济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东盟区域的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为载体和纽带，具体包括铁路、公路以及铁海联运、公铁联运等综合性运输系统；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战略蓝图，构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优势互补、区域分工、联动开发的区域经济体，开拓新的战略通道和战略空间。以老挝为例，中国-中南半岛跨境铁路通道的建设在经济上推动区域内的海陆互补。以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线路为依托，东盟国家可以扩大其港口的腹地面积，将生产网络扩大到亚欧大陆内部，从而为自身获取更多的经济潜力；同样，“陆海新通道”等跨境铁海联运的建设为中国西南部地区“借港出海”提供了可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商品链之中，这就满足了中国-东盟区域内各个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合作程度的提高。除在经济层面满足经济全球化背景带来的相互依存的需要外，“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建设注重中国-东盟区域内地缘文化的传承，因而可以在其他层面提升区域内行为体的相互依存程度。一带一路倡议注重中国-东盟在区域安全、人文以及地缘亲缘等不同领域的交流。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和东盟是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推行的伊始就将中国-东盟区域描述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情景。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互动的反复进行可以使行为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得以再建构。“非语言交流”作为一种“意识劳动”可以促进相互依存的共同再现以及相互依存所建构的“群我”意识。中国作为区域内集体身份形成的施动者，向其他受动者传递一种信任的逻辑，即“诱发性信任（Elicitative trust）”，当施动者将这种信任通过合作长期反复传达给其他受动者的时候，合作的一系列行为会增加参与国之间不同层面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对区域的认同感，因而有助于构建对中国-东盟区域集体身份的认知。
（二）共同命运
共同命运集体身份形成的另一个客观条件，温特将共同命运理解为“一个群体面临的外来社会性（如纳粹）或物质性威胁（如臭氧层空洞或核战争）”。因而可以发现共同命运（或者说共同威胁）是群体外界因素构成的，与群体内行为体的互动无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客观背景不仅包括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恐怖主义、气候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威胁。科技的创新带来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成本越来越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日趋走向共同命运。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提到，“全球化使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迅速地对我们发生影响。”除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威胁之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地缘位置上相近相邻，中国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越南、老挝有着共同的陆上边界，因而在客观上面临更多共同威胁需要应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员往来密切，跨国人口流动增加面临跨国犯罪、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国传播等共同命运（共同威胁）的可能性。
对于共同命运何以对集体身份形成起到影响，温特提到“群体选择”理论。在群体间竞争中，利他群体在进化方面比利己群体更有优势，因为前者能够比较容易地采取集体行动。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当群体内部行为体意识到“利他”即是在“利己”（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将这种观念称为移情性相互依赖），那么群体内的反复合作就会促进行为体合作的思维习惯，削弱纯粹利己身份，内化集体身份中的合作关系。温特特别提到，共同命运（威胁）并不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充分条件，当行为体认为威胁的严重程度不足以令其“利他”或实行合作行为的时候，需要“倡导者”对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建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行的过程中将民心相通作为建设的社会根基，将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目标之一。2016年10月28日，首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召开，标志着中国-东盟区域卫生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关系的建立。在民心相通的其他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注重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机制。就中国-东盟区域内部而言，中国-东盟由于地缘位置和亲缘传统而存在的共同命运为区域内国家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命运的身份关系，且这种集体身份关系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互动而具有增强的可能性。
（三）同质性
“同质性”词源哲学，所谓同质性（homogeneity）就是同（homo-）属（genus）一种的意思。温特将同质性等同于相似性以区分同质性与同一性。国际政治中的同质性是指行为体的在性质和类别上具有相似性，国际政治学者习惯使用团体身份（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类别身份（政权类型）界定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同质性程度，这些通过“自然选择”或是行为体主动“模仿”实现的同质性被称为客观同质性。客观同质性对集体身份形成产生的作用在于群体成员根据群体特征吧自己归为相似的行为体，因此同质性认知对建构集体身份是有利的。除客观同质性的存在以外，温特提到国际政治中的同质性是可以被主观建构的，这种思想源于涂尔干、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提出的现代社会变迁中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在建构中国-东盟区域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注重同质性的直接作用和非直接作用。从“一带一路”在中国-东盟区域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缘位置上同东亚地区，在历史上人员往来密切，气候特征、宗教文化和人文领域具有相似性。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在交往合作上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具有更为扎实的基础，这些客观同质性的基本特征对中国-东盟区域集体身份的建构起到直接作用。除强调行为体彼此的客观认同之外，“一带一路”倡议关注主观缩减异质性对建构集体身份起到的非直接作用。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地区的建设涉及东南亚地区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个部分，尽管在地缘政治区划分上同属于东亚地缘政治区，但是东盟十国在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方面异质性依然较强。“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东盟十国带来减少异质性的契机，通过互动、合作令行为体在更广泛的领域建构共同利益，在主观上增加同质性，用以减少差异所带来的矛盾。需要进行解释的是，温特提到，即便结构中的某些行为体作为倡导者提出建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同质性并不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充分条件，例如阿拉伯国家虽然具有共同语言、宗教以及泛阿拉伯思想，但是依然没有形成集体身份。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开放包容，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用以减少区域内行为体之间由于异质性产生的冲突，这对集体身份的形成是具有贡献作用的，并且也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
（四）自我约束
在温特界定的可能影响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中，“自我约束”是唯一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集体身份的形成需要“1+X”的变量才有可能实现，而“1”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能否实现对集体身份的建构中包括“选择自我约束”和“相信他者能够自我约束”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相互依存和共同命运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可以促进行为体选择自我约束的“亲社会行为”。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如何确保他者的自我约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实主义使用权力均势实现结构的稳定，这是一种源自他者的约束。阿克塞尔罗德、基欧汉等新自由主义者使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论证“合作的价值大雨任何一次背叛的好处”，这种约束亦属于结构对行为体的约束。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约束并非必定源于外界结构，若群体内的行为体对彼此保持足够的信任，认为它者对自身的安全不存在威胁、个体需求能够保证不被群体需求所吞没的情况下，自我约束乃至集体身份的建构就成为可能。行为体对群体内其他行为体的信任源于对规范的不断服从，在对机制的服从过程中，国家在对外政策言辞中没有出现抱怨或破坏制度的意图，这样群体内对行为体自我克制的相互性信任就可以得到实现。建构主义对自我约束的理论看似非常脆弱，但在国际政治中具有科学实在性且不乏实例。以领土主权原则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的国际文献都确认了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约束下，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的边界基本得到完全的确定。行为体将“不以自身国家利益为目的对世界范围内的领土进行实质性扩张”内化为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共同遵守的原则，故而使得领土和主权的安全较19世纪大范围的领土扩张和殖民事件不再“稀缺”。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习近平主席在该倡议提出之初就指出了要打破传统的强国必霸的模式。中国作为大国，如果在合作中率先作出自我约束，就会有助于群体内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亲社会行为。一带一路在推行的过程中，中国将“增进战略互信、凝聚国际共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原则，中国在参与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决心。通过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实际举动表明中国愿同他过实现共赢。在同东盟对话和地区事务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于2013年作为域外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多次强调“始终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共同推进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健康发展”。
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变量，集体身份以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命运和相互依存为客观基础，通过主观自我约束和同质性程度的增加建构集体身份。这意味着即便群体内起初群体身份并不存在或对群体身份的认知并不强烈，通过自我约束和其他三个作为充分条件的主变量，群体内的行为体也会对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产生认同感，而集体身份的形成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
四、集体身份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作用
上文已经解释了“一带一路”是如何通过四个变量对中国-东盟区域集体身份进行塑造作用的。下面将论证集体身份是如何对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建构作用的。
建构主义的总体逻辑是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对结构和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起到建构作用，是施动者的信念造就了共有知识并在行动中不断确证或否证共有知识，而共有知识建构了结构。温特将这一过程总结为“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事物的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植根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行为体的自我领悟指的是对自身需要的领悟，也就是对自身利益的判定。温特认为行为体对利益的自我领悟和行为来源于愿望和信念，即Desire+Belief=Action。集体身份的形成意味着行为体出于某种信念因而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一部分个人利益，因为他们认定集体利益的最终所得比完全利己要多，而这一过程需要合作行为的不断反复和社会化，当这种理念在群体内得到统一的时候，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新结构就会被建构。当然，建构主义理论中集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并非必然发生，但是在理论上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样，“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东盟区域的建设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并不存在必然性，但是其对区域合作乃至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无疑是良性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东盟集体身份的形成搭建了互动的平台，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行为体的身份形成方式发生变化，文化选择取代身份自然选择的利己主义认知，通过模仿、习得和社会化的方式令参与国将个体利益同区域内的集体利益相统一。“一带一路”以区域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通过泛亚铁路网建设、跨境铁海、公铁联运等交通运输线路等发展、开展“数字丝绸之路”优化中国-东盟跨境资金流动等一系列实际合作行为增加区域内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同质性；在公共卫生、区域安全、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应对共同威胁，“一带一路”也为行为体之间的自我约束和相信他者能够自我约束提供了有效的国际机制。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东盟区域内集体身份和利益的形成。集体身份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相信彼此之间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对群体的认同感将有助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结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意义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对于构建区域平等合作的秩序理念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既然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那么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善一定是最高的善。”从目前来看，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依然存在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休戚与共”理念不协调的音符，一些国家依然尝试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强权政治，而这些这些都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行为对身份乃至结构的建构并非短期内就可以实现，需要施动者对合作认知的不断重复、受动者对理念的反复习得和社会化，从而促进命运共同体的稳定建构和观念认同的不断加深，已经形成的合作行为接着对第三方产生示范作用。
作者简介：魏天一，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研究生。
（转自：海国图智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