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乾隆《巴县志》中的大渡口

阁老溪在现地名中不存。不过，查询当代地图，或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软件中搜索，在今马桑溪古镇北侧有一小溪入长江口处标有“葛老溪”，这应该就是《巴县志》中所载的阁老溪。但是，这个“葛老溪”的位置也有小差错。根据民国巴县《第二区全图》和《巴县山水全图》，在民国大渡口之南、今马桑溪古镇的南北两端，各存在一条溪河（两图中均标“郭老溪”）（图二）。又参考1905年绘制的《巴县城乡全图》[2]可知：马桑溪古镇北侧的小河应为马桑溪，南侧的溪流（修建义渡古镇时已填埋为城市下水道）应为阁老溪（图三）。[3]那么，早期文献虽未具体明确古代的大渡口具体位置，但大致可以确定在今钓鱼嘴半岛至今马桑溪古镇间。

图四 乾隆《巴县志》记载渡口距离实测图

到清道光年间早期，大渡口仍然被称为大渡口，且位置依然位于茄子溪口。1843年王梦庚编撰写成的《重庆府志》，记岷江上游有“黄磏渡”“雍坝溪”“太平渡”“铜罐驿”“白沙沱”“五里渡”“伏牛溪”“大渡口”“阁老溪”“河高崖”“三渡口”等11个渡口，虽然没有了“鱼洞溪”，但“大渡口”仍然位于“阁老溪”的上游，与巴县城的距离也仍然分别是“县西四十里”、“县西三十里”。[4]

但此后，大渡口位置发生了变化。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印刷的《巴县城乡全图》中，已将大渡口标定于今马桑溪之北的现大渡村一带（图三）。这就可将大渡口迁现址的具体年代确定在1843—1905年间。

要进一步缩小大渡口迁移的时间，还得从后来两设大渡口义渡的情况来研究。笔者目前收集到两条义渡材料。

（1）九宫庙出土残碑：九宫庙“因设庙会。修桥补路所余金银租米，屡生弊端。巴县正堂张判将所剩财物，购船一只，雇船夫一人，以食米一斗五、工资钱六十文，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十二日正式义渡。”

此条材料在近年来关于大渡口义渡起源文章和政府网站中多有引用。其实，该材料最早是由笔者于2007年在给大渡口区做的《大渡口历史文化》课题研究成果中提到，成果后来全文纳入《神奇的土地——大渡口的历史与文化》[5]一书，随后广为人知。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参照的九宫庙残碑文字源自网络文章（现已无法查找），介绍此条材料的是当时的大渡口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从行文看，该条材料具有一些口语化特点，应该是传抄中的添加、改动所致。

（2）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之“义渡”：“大渡口义渡，清道光时马王乡士绅募捐，购置田业一股，年租二十余石，置船二艘，雇人推渡。”[6]

道光《重庆府志》记载巴县义渡有三，但无大渡口义渡，所以本条材料所述之道光年间（1821—1850年），只能是在《重庆府志》编印后的1844年—1850年间，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大渡口第一次改设义渡的时间。

从上述两条材料看，大渡口义渡的设立与马王乡士绅、九宫庙庙会有关。九宫庙在今重钢厂西侧的崖壁上，与今大渡口码头位置相近，沿九宫庙往北，就是马王乡场所在。捐资的马王乡士绅恐怕多住在乡场上，捐资九宫庙庙会修桥补路者也更可能是九宫庙附近之人，他们当然愿意为与本地最相关的社会事业——义渡而捐款。

从1942年印刷的《重庆市郊全图》看，从马王场出来到九宫庙、大渡口，沿马桑溪有道路连接长江，这是从长江到九宫庙、马王场最便捷的人、货通道，因此在马桑溪北侧（现大渡村外）设立义渡是科学的、经济的。大渡口义渡大概是迁移原茄子溪大渡口而来。茄子溪口、阁老溪口[7]、马桑溪口所在沿江地区在清代均属巴县智里二甲，而沿茄子溪河向上连接的冷水场（后来的人和乡驻地，今华岩一带）属于智里四甲，茄子溪大渡口主要服务对象是人和乡。同时，原先设立在茄子溪口附近钓鱼嘴的巴县批盐所验簿、书巡和塘兵、哨船等官方机构（详见后文），以及鱼洞溪渡口，至迟在1843年已撤除（道光《重庆府志》已缺载），其行政资源优势和渡口间连接优势已丧失，因此，将其迁到同属于智里二甲的马桑溪北侧，免费为马王场和九宫庙附近之人服务，应该是当时迁移决策的逻辑出发点。囿于此，原先冷水场到长江的陆路联系也改道大渡口现址了（图五）。

汉阳钢铁厂迁至大渡口之后，大渡口主要被专用于钢铁厂的原料供应和产品输出，国民政府对其实行军事管制，码头成为军事工业重地，“大渡口”自此从渡口变为主要运送物资的码头。原来作为人渡口的出入功能被切断，客商来往因此中断。为满足两岸人民往来需要，政府便将人渡口迁到鱼跳岩。鱼跳岩就在马桑溪和葛老溪之间、现马桑溪古镇靠北边的长江岸边，现仍可见到石上的一些梯步和拴船、靠船遗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成渝铁路在马桑溪古镇背后设有车站，名字叫“大渡口站”。这些现象说明，位于马桑溪以北的大渡村、大渡口，南侧的大渡口站、马桑溪人渡，都是广义上的“大渡口”（图六）。

图六 复建后的马桑溪古镇（阁老溪一侧）

仔细观察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地图（图七），可以看到，在巴南区的土桥（当时属九龙坡区）西侧，也标有“大渡口”这一地名，与重钢大渡口隔江相望，应该是古代大渡口义渡在长江两岸停靠形成的所谓“南北大渡口”（依现代方位实为东西大渡口）。

再往上溯，还有一张明确标注“南大渡口”的简易地图（图八）。这张地图现陈列于重庆工业博物馆展厅内，来自“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在长江对岸设置高炮阵地报告的附图。该示意图绘制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图上钢铁厂南侧标“大渡口”，隔长江右岸标“南大渡口”，图题说明设“炮两门掩护钢铁厂于南大渡口阵地”。可见，大渡口这一地名原先一直是跨江的，两者是一个整体，南大渡口主要连接现巴南区李家沱地区。

图八 “防校炮四一团二连之一排三七炮两门掩护钢铁厂于南大渡口阵地配备图”

乾隆《巴县志》记录的巴县16处津渡，15处均以地名命名，唯独大渡口是以大小之“大”命名的，想必有深意。笔者梳理材料，大渡口之“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渡口之大，体现在承载能力大，故谓之“大”。

清代乾隆年间的大渡口，无文献说明其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从道光时“置船二艘”来看，此前茄子溪附近的大渡口应不小于此规模。以现代的眼光看，区区几艘渡船，实在难以言“大”。但在当时，除城区附近的海棠溪（渡船十二）、黄葛渡（渡船八）、三道口（渡船十）外，西部长江沿岸的黄磏渡、雍坝溪、太平渡、白沙沱、五里渡、伏牛溪、阁老溪、三渡口均只有渡船一艘，只有河高崖（今鹅公岩）、[8]鱼洞溪有渡船二艘。由此可知，大渡口的确比其他几个渡口规模要大得多，说它是沿江数十里之首，并不是夸饰之辞。

其次，大渡口之大，在于它是这一地区行政资源的聚集地，故谓之“大”。

清代，茄子溪附近的大渡口是管辖长江南来北往的重要关口。大渡口从雍正年间开始就设有盐船验簿、书巡，稽查长江沿线盐船。据乾隆《巴县志》卷三“赋役”之“盐法”：雍正八年（1730年），为了防止私盐坐大，“恢复批盐所，盘吊官盐，稽查私贩”，批盐所始设在千斯门外盐码头，后来“又于嘉陵江之澄江口、岷江之钓鱼嘴设立验簿三本、书巡十二名”，其目的是“稽查本邑及过路各州县盐船。以重庆府经历董其事。”[9]而距钓鱼嘴最近的津渡就是大渡口。

茄子溪口大渡口附近的钓鱼嘴还设有塘兵。塘兵是清代设立在驿站的兵，专事军事情报、邸报的沿途接替递送。据乾隆《巴县志》卷五“兵制”之“塘汛”记：西南水塘，“珊瑚坝，五十里钓鱼嘴，三十里雍坝沱，交江津县界，俱左营，每塘兵二名。”

茄子溪大渡口附近还设有哨船。哨船是古代政府设置的巡逻警戒的船只。乾隆《巴县志》卷五“兵制”之“哨船”：在巴县西路设有“金紫门”“钓鱼嘴”“雍坝沱”三处，其中钓鱼嘴“本塘左营兵二名外，原设哨船一只，船夫一名，水手二名。”又 “按金紫门、钓鱼嘴、木洞原设哨船三只，其塘兵及舵工、水手工食俱于本营兵饷内支给”。

第三，大渡口之大，还在于它地处水陆交汇，是古代这一地区重要的交通节点，故谓之“大”。

清代早中期，茄子溪大渡口是这一地区沟通长江两岸的重要通衢。大渡口、鱼洞溪两个渡口，分别扼守长江左右（此段长江南北流向），成为连接两岸的襟带。其人员与物资的流动，以右岸地区的需求更多更迫切些。《巴县志》载鱼洞溪渡口“通忠孝廉节各里甲”，这些里甲均处于箭滩河腹地，有大量的人口和农产品、土特产品，以船载货出鱼洞溪，至大渡口登陆，继续北进可进入成渝之间的官道——东大路，继而往西可至成都沿线各地；折向东北经马王场则是进入重庆城区的路线。

[2] （清）傅松岭校定、（清）潘濂寿徵氏测绘：《巴县城乡全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3] （清）傅松岭校定、（清）潘濂寿徵氏测绘：《巴县城乡全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4] （清）王梦庚修、寇宗撰《重庆府志》卷一，道光癸卯年撰修版本，第48页。

[5] 刘本荣主编：《神奇的土地——大渡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6] （民国）向楚主编：《巴县志》卷十七，第528页。

[7] 乾隆《巴县志》卷二“津梁”：“大渡口，县西四十里，智二甲，米口。”“阁老溪，县西三十里，智二甲，渡船一，通江津，米口。”

[8] 乾隆《巴县志》所记之“河高崖”，民国《巴县志》称“鹤皋岩”，彭伯通著《重庆古城》称“鹅皋岩”，现讹称“鹅公岩”。

[9] （清）王尔鉴：《巴县志》卷三，第44、45页。

[10] 《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条。

图文：白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