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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制造沈珍珠

2024-02-03 21: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原创湖州发布湖州发布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6548字，阅读约25分钟

《湖州味道》特邀作者：俞旭东

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由历史追溯个体，却并非易事。“吴兴才女沈珍珠”，正是这样一颗史海遗珠。

沈珍珠的故事杂糅历史与文学，流传甚广。揆诸史实，其人即唐代宗李豫（初名俶）妾室、唐德宗李适生母睿真皇后沈氏。安史之乱中，沈后失踪，此后李唐皇室寻访近半个世纪，依然无果。史失其名，更失其踪，但对她的塑造似乎并未停止。所谓“珍珠传奇”，正是对种种叙事的文学表达。

关于沈后事迹，史籍中较为全面的记载见于《旧唐书》本传（以下简称本传）：“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世为冠族。父易直，秘书监。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东宫，赐太子男广平王。天宝元年，生德宗皇帝。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诸王、妃、主从幸不及者，多陷于贼，后被拘于东都掖庭。及代宗破贼，收东都，见之，留于宫中，方经略北征，未暇迎归长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义败，复收东都，失后所在，莫测存亡……”

《旧唐书》

“世为冠族”，当然是指汉晋以后吴兴沈氏的崛起。家族是影响中古史走向的一大关节。对于沈氏源流，南朝沈约《宋书·自序》、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各作梳理。正如学者已指出的，其中尤值得注意者有二。

一是空间上，从北方到南方。沈约、沈麟士两说虽有不同，但都谈及东汉沈戎辞官不受、由北方徙居到此。前者更是具体指出地点为“乌程县之余不乡”。可知沈氏并非吴兴土著，而是由北方迁徙而来。

二是个性上，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陈寅恪将“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大略分为两类，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而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从沈田子、沈林子、沈庆之等“将家子”到一代文宗沈约，翻检汉末以降特别是南朝世系，不难发现，吴兴沈氏在此时完成了尚武到崇文的转型。其中关涉经学及佛道两教等因素消长，陈寅恪、谷川道雄、刘跃进等学者多有发明。

地域与才学，恰是标记“沈珍珠”的关键词。而洛阳新见《大唐故杭州钱唐县丞沈君（易从）墓志铭并序》，则为解释“吴兴人”身份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沈易从墓志拓片

本传载沈后之父为秘书监沈易直，墓主沈易从则是其伯父。铭文云：“（易从）高祖勰，仕□（阙字）为安陆太守。周武帝娶女为后，举族归周，以贵戚拜尚书左仆射，赐田鄠杜，由是宅酆镐焉。”

侯景之乱，大盗移国，萧梁政权随即瓦解。西魏伺机发兵，尽收安陆在内的汉东之地。结合《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等记载，沈勰很可能是此时被俘北上，才定居关中。至此，沈氏家族又完成了由南而北的二次迁徙。正史中北周武帝的妃嫔不见沈姓女子。沈易从之女嫁入宇文家，恐怕也类似周宣帝之母李娥姿随家人籍没至长安的情状。从这个角度看，“娶女为后，举族归周”不无溢美意味。（参见刘灿辉《唐睿真皇后伯父〈沈易从墓志〉研究》、秦桑《沈珍珠及其他》）

《资治通鉴》

从铭文“开元廿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归窆于洛阳城东原”看，洛阳应为墓主故里。除沈易从墓志铭外，当地还发现了辈分相近族人的墓葬资料。可以推断，到了沈后父辈，沈氏这一支已由酆镐徙居洛阳一带。所谓“吴兴人”，应指郡望，而非现籍。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时为广平王的代宗何以留她于洛阳宫中而未迎归长安。

另一方面，诚如学者所论，两度陷于叛军，实则也反映沈后地位寒微。《通鉴》卷二百二十云：“广平王俶之入东京也，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洛阳收复后，接受伪职的官员尚且遣返长安，沈氏却始终滞留东都。在两年时间中，丈夫对她“见”而不迎，直至得而复失，可见其人无关痛痒，绝非“未及”“未暇”可以解释。（参见秦桑《沈珍珠及其他》）

对沈后而言，家族世系或能解释出身，却并不能解释所有不幸。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皇子李适年方弱冠，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进收洛阳。然而，母亲却再未出现。东都之大，容不下一对母子重逢，沈后至此退场。在本传中，剩余七百余字记述的，都是几代帝王寻访追封始末。

首先想到她的，是“始乱终弃”的丈夫。通观两《唐书》与《通鉴》，宝应元年即位后，代宗可能就着手遣使求访。但此事掀起政治波澜，却是永泰元年（765年）。《通鉴》卷二百二十三云：“（永泰元年七月）己亥，寿州崇善寺尼广澄诈称太子母，按验，乃故少阳院乳母也，鞭杀之。”联系到广德二年（764年）李适已被立为太子，事涉东宫，分外敏感。值得玩味的是，或许正是因为“乳母”身份、身在内廷，广澄才洞悉代宗对沈后薄于宠爱、疏于了解，敢于冒名欺君。（参见秦桑《沈珍珠及其他》）

代宗时代十余年寻访寂无所闻，并未阻止德宗继续寻找母亲。这在正史中留下了两个现场。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德宗在含元殿庭举行仪式，遥尊母亲为皇太后。据记载，天子“歔欷不自胜，左右皆泣下”。另一个则来自高力士养女冒为太后案。与广澄不同，除了通晓禁中之事，她与沈后不仅年状相近，左手指之伤也恰好吻合。当高力士养子上陈实情，德宗却表现得极为宽容：“吾宁受百罔，冀一得真。”综合不同记载，假太后迎还之事，可能发生于建中二年（781年）二月。（《旧唐书》卷五十二、《新唐书》卷七十七）思母之情，不可谓不至诚。然而终德宗之世，真正的沈后却依然没有现身。

唐德宗画像

这场漫长的告别，到宪宗时才迎来终局。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德宗去世，其子顺宗即位。当年八月，永贞内禅，顺宗之子宪宗即位。九月，礼仪使奏请：“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后，又俟中寿而服之。今参详礼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百官举哀于肃章门内之正殿……上太皇太后谥册，造神主，择日祔于代宗庙。”（《旧唐书》卷五十二）

有司的方案是，以德宗启殡之日，发沈后之丧，再行祔庙之礼。清代王夫之认为，如此一来“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读通鉴论》卷二十五）丧乱之后，岁月滋深，寻而不得。如何解释沈后的下落，实际上已经成为棘手问题。上述方案的关键，是援引古义，用礼制来宣判沈后之死。从宝应元年（762年）算起，在失踪43年之后，她最终以逝者的身份、神主的形式回到了宗庙。尽管既合情也合理，但到了此时，种种尊崇更像是无可奈何的自我交待。

除了册封仪式，德宗另一种证明母亲存在的方式，是厚待沈氏家族。从两《唐书》看，沈氏封赠拜爵者众多。正史之外，后世一些记载进一步描述了其中细节：“诏赠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诏书制以厩马负载赐其家。”（《山堂肆考》卷三十五）此外，德宗还为沈氏立庙，遴选族子主持祭祀血食，进一步彰显其大族地位。

这一盛况，也让此前颜真卿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大历八年（773年），立于德清金鹅山沈氏先冢的《沈氏述祖德碑》早已在岁月侵蚀中毁坏。受沈氏族人沈怡之托，时任湖州刺史颜真卿撰写《吴兴沈氏述祖德记》“刊诸碑阴”。在描述“忽有仆树，生于龟腹，盘根抱趾，耸干夹碑”奇象后，鲁公感叹：“沈氏积善既远，征士植德既深，天将兴旧族乎？吾知沈之复大也。”（《颜鲁公集》卷十三）较之六朝辉煌，入唐之后，吴兴沈氏只能散见“余晖”。所谓“旧族”“复大”，恰恰印证其颓势。而正是因为沈后，衰而未亡的沈氏家族才得以在建中以后复振。（参见周扬波《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

但也应该看到，所谓复振依然有限。这不仅体现于出仕人数、品级，更在于朝野对沈后一系潜在的态度观感。就以世系记录来说，同样是沈介福、沈士衡父子，《旧唐书》作沈易直子、孙，《新唐书》作沈易直父、祖。根据清代归安学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考辨，应取《新唐书》之说。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出土墓志材料佐证。以太后之尊，五服以内，伦序颠倒，记录混乱。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史谱系中，沈后实际地位未必像身份显示的那么高。

世系书写或许可以归咎于家世不显、史官疏忽，而《周秦行纪》以小说调侃国史，则是充满了对德宗母子的戏谑，堪称“无君甚矣”。在这篇传奇中，牛僧孺落第而归，夜宿汉薄太后庙，与杨贵妃等历代后妃相会：“（薄）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九）牛李党争背景下，《周秦行纪》很可能是政敌伪托牛僧孺之名炮制而成。不管作者是谁，某种意义上，称沈后为“沈婆”、德宗为“沈婆儿”，都表明作为李唐正统的一部分，沈后或许并未在官僚阶层中获得足够认同，反而因朋党攻讦而污名化。这种“浮薄轻佻”的士风，清代钱大昕多有批评。对《周秦行纪》的肆意调侃，他更是指斥“尤为狂诞”。（《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

在沈后的历史世界中，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丈夫、子孙寻找她，投机者试图冒充她，家族因她而重振门楣，朝中派系借丑化她打击政敌，唯一缺席的，恰恰是主角。她是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线，自己却束身于命运罗网，隐入尘烟。或许，唯有依靠服丧之礼这样极致的制度理性，才能解释她的去向。

经义礼法或许可以宣判沈后的生死，但故事却并未结束。相反，历史的留白反而提供了极大空间，重构这个故事。

在南宋，沈后再度进入国家叙事。靖康之变，徽钦二帝北狩。与法驾、礼器、古物一样，皇家宗室女眷难逃沦为战利品的厄运，遭到金人掳掠施暴，其中也包括高宗生母韦氏。鉴于母亲滞留北方，高宗采纳翰林学士朱震建议，参照沈后先例，遥尊皇太后。当然，比起唐德宗，高宗要幸运得多。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达成和议次年，韦氏就南归临安。出知衢州的张嵲上陈《绍兴圣孝感通诗》：“有唐睿真，亟诏求访。恻怛之诚，宁甘百誷。皇帝曰咨，予由是心。彼虽我诈，我惟尔忱。孝悌之至，神明可通。”（《紫微集》卷一）韦氏南归，是宋金交涉的内容之一，牵涉和战两派角力。张嵲陈诗，不仅是借唐德宗寻访母亲的感人事迹，赞美高宗身为人子的孝悌之情，更是证成议和这一“国是”的政治正确。颂圣背后，不是沈后遭遇的简单重复。对宋人来说，她正在成为表达现实政见的历史资源。

这种塑造，不仅见于官员个人看法，还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在被俘北上的众多女性中，钦宗皇后朱氏不堪受辱，投水自尽。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四月，朱氏被追谥为仁怀皇后。册文云：“前考睿真之故事，具有唐朝之（金）旧章，依倣而行，情文惟称。”（《宋会要辑稿》礼四九）在“讳问隔绝”的情况下，官方再次想到了沈后。靖康之为“耻”，高悬于南渡君臣头顶，不仅指向国土沦陷，更意味着颜面扫地。金人对俘虏的暴行，从肉体上剥夺了赵宋皇室的尊严，让后者难以启齿。南宋方面的策略是三缄其口，用“北迁”“隔绝”等表述匆匆回避。因而，朱氏、韦氏等人的遭遇多见于笔记野史，在官方记录中却含糊其辞。同样作为“失踪者”“失散者”，沈后在礼制、宣传口径等层面，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本。

《宋会要辑稿》

理学影响下，南宋对沈后的符号化重构趋于严肃正统。而民间文学中的沈珍珠则增添了浪漫传奇色彩。

有学者根据曹聚仁回忆，认为“民间文艺中沈珍珠这一人物形象，应当就是渊源于南宫搏的笔下”。（秦桑《沈珍珠及其他》）南宫搏本名马彬，是上世纪与高阳齐名的历史小说家。考虑到沈珍珠故事的民间及地域属性，其源头还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尽管吴兴只是郡望，但代宗时代，沈后一支依然以吴兴沈氏自居。同时，嘉泰《吴兴志》、同治《湖州府志》等后世方志文献，也都采用了《旧唐书》本传记载，将其作为吴兴人士收录。清代归安人郑元庆著有《石柱记笺释》，卷五“金鹅山”条注云：“诸书云沈戎子孙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宋梁陈间皇后三人，尚主者五人。唐睿真太后亦吴兴人，至今人物称盛，金鹅发祥地，理果不爽乎？”可见，在湖州地区，对沈后的知晓认同并没有因其家族北迁而消失。当这种认同持续向下生长，沈珍珠故事可以在湖州民间追溯到更早以前，而不仅限于二十世纪。

借助当地人口述、文化工作者采录，今天可以一窥“皇妃沈珍珠”的传说。其梗概是：吴兴才女沈珍珠秀外慧中，被选为广平王之妃，赢得公婆喜爱。婚后，她在高力士护持下，多次化解韩国夫人之女崔氏陷害。安史之乱中，沈珍珠不知去向。其子唐德宗“当了十五年皇帝，找了十五年母亲，结果还是落空”。（见钟伟今编《湖州民间文学选》）

与史实相比，除增加崔氏争宠、德宗寻母等相关细节外，上述故事的最大特征，就是强烈的在地化倾向。比如，关于沈珍珠故乡，进一步指明位于“东迁乡的上林村”。关于其出身：“沈珍珠的上代头是贫苦的渔家，因为笃孝慈母，感动神仙。经神仙指点到某处抱回一块旗杆石，打碎后得了一升黄金，从此发家变成‘书香门第’。”关于相关遗迹：“所以在东迁乡东边有一座桥叫圣驾桥，而在上林村有一座桥叫回銮桥，都是表示唐代宗李豫‘圣驾光临’和接沈妃‘回銮’的意思。”

如果说民间文学提供了故事胚胎与文化因子，那么影视则让大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这场“遗珠”想象。

《珍珠传奇》剧照

1987年，台湾中视出品电视剧《珍珠传奇》，随后热播两岸。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该剧最大胆的原创，莫过于虚构叛军将领冯立，与沈珍珠、唐代宗构成三角情感关系，串联全剧情节。古装外衣之下，实则是言情内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戏说不无雷人之处。一个有趣的桥段是，劫后余生的沈珍珠思子心切，潜入广平王府，意外邂逅丈夫李豫，后者却误认为以死全节的鬼魂现身，大谈“宁死不屈的贞洁”。沈珍珠的爱恨，不时显露出现代女性的意识，正是对这种礼教桎梏的宣战。在这一意义上，《珍珠传奇》传递的“今情”，远远超出了唐代的“古典”。

2017年，内地电视剧《大唐荣耀》再次将沈珍珠搬上荧屏。脱胎于网络文学的剧本、“CP”“甜宠”等要素的加持，都让30年后的沈珍珠与当代审美消费深度绑定。与《珍珠传奇》相比，《大唐荣耀》增加了独孤靖瑶、安庆绪等情感支线，但沈珍珠与代宗的主线却反而更加稳固。在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回归的沈珍珠在情感上不再离经叛道。

《大唐荣耀》剧照

玄宗奔蜀，事出仓促，未能随行的皇室成员惨遭荼毒。叛军入长安后，“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附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通鉴》卷二百十八）

陆扬认为，晚唐朱温屠杀宦官集团，目的是“从肉体上摧毁唐廷政治基础”。（见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安禄山屠杀皇室，当然是对长子安庆宗被斩的报复，但也未尝没有从肉体上摧毁旧政权的考量。

沈后本应死于长安屠杀，却意外回到洛阳，又终究消失于战后的废墟。人生海海，无问东西，只留下命运混沌的悬念，令人不禁喟叹。

沈后的故事何以让人印象深刻？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它表明，面对安史之乱这场时代浩劫，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于是，在杜诗的战争书写中，《哀王孙》与“三吏三别”就作为一体两面，构成了情感意义而非修辞意义上的“互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下层诗人杜甫写给卫八的诗句，未尝不能用于沈后母子。因为离乱的苦难，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当这种时代创痛在时间中结痂，透过历史疤痕，对沈后的想象从未停止。

按照辛德勇的看法，出于反对变法的需要，司马光蓄意重构了晚年汉武帝从穷兵黩武到“守文”的政治转向。（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与历史学家主导“制造汉武帝”不同，在“制造沈珍珠”的过程中，借助民间文学、网络文学、影视工业，人人可以参与“制造沈珍珠”。

这种话语权下移的另一面——借用王汎森的说法——就是史学中“人的消失”。当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观念史崛起，结构等范畴取代个人，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甚至在布罗代尔看来，与地理气候、经济贸易的变迁相比，事件、政治和人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萤火。（见布罗代尔《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晚近以来，史学写作对此不无反思。史景迁《王氏之死》、罗新《漫长的余生》，都重新发现了宏大叙事中的个人。在史学“预流”过程中一度被遮蔽的“人”，又走到了台前。

史景迁将清初山东郯城妇女王氏比作退潮海水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从沈后到沈珍珠，亦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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