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文/图
那时，东坡20岁，还是一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琼林宴上他与常州来的同年进士蒋之奇等相谈甚欢，席间蒋之奇讲到常州风物之美，东坡怦然心动，相约将来比邻而居，终老荆溪。这是他对常州的第一次神往。
东坡36岁时，第一次来到常州。此后30年间颠沛流离，来往常州14次，最终选择在常州终老，与常州结下了半生不解之缘，个中情由，或许在于他为友人所书——“眷此邦之多君子”。
藤花旧馆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对常州的印象，有过一番转折。
1980年代，我和一位好友分别在成都、常州工作，脑子里不知不觉存放了一点各自城市的统计数据。有一次和她聊到两地的工业总产值，常州的数据让人吃惊：并非省会，经济居然这么发达！于是我想当然地猜测，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工业城市，制造业很兴盛，文化土壤却相对贫瘠。
那时除了晓得瞿秋白是常州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好友委婉地说，常州的文化积淀其实很丰厚。
后来我才慢慢知晓，这是产生过恽寿平、赵翼、段玉裁、盛宣怀、赵元任的地方，常州画派、常州词派影响深远。陆游曾夸赞，“毗陵（今常州）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更值得言说的是，苏东坡与常州有非常紧密的牵连，来过常州14次，最后也是在寓居常州孙氏宅一个半月后离世。
南宋常州知州晁子健在孙氏宅建东坡祠，元代改建为东坡书院，后毁于战乱。相传东坡手植的紫藤、海棠劫后余生，因而明代中期复建后称为藤花旧馆。此后几经沧桑，2015年，苏东坡纪念馆在藤花旧馆原址建成。
藤花旧馆与常州大酒店之间，隔着延陵西路，直线距离仅百米左右，从路口绕过去不过三四百米。那晚去踩点，酒店大门上方电子屏的滚动字幕出现一行字：“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是东坡词《行香子·述怀》的末尾，停下细看：“我们毗邻东坡故居，欢迎您来常欢聚！”欢迎的对象，是某工科院校79级电机专业来参加同学会的客人。
79级的大学生，算来差不多都陆续退休了，正是“做个闲人”之时。琴、酒、溪、云等闲逸柔润的字眼，跟通常印象中严谨、坚硬的电机学科并置，乍看距离太远，再一想也不违和，甚至这种排列组合的反差，反而带来一股新鲜别致的气息。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定这首《行香子·述怀》的写作时间为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那时太皇太后主政，东坡得到重用，但宦海风急浪高，让他心力交瘁，时有退隐之念。
在仕与隐之间摇摆的古代官员比比皆是，能够真正“守拙归园田”的却寥寥无几，所以他们经常在诗词里叹息名利虚浮、人生短暂，期盼脱离尘网，回归自然。这首《行香子》说来也是老生常谈，但很多话一经东坡之手，就格外鲜灵明快，与各种境遇和心绪的适配度不低。但凡在职场辛劳里浸泡过的人，都容易实现情绪的同频共振——谁不曾“虚苦劳神”并希冀解脱呢？电机专业的工程师们，大概也体验过职业的倦怠甚至惊险，如今得享清闲，肯定也倍感轻松吧。此刻，“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来得真是体贴。
溪山美好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
次日上午再去，看得更清楚，纪念馆所在的前后北岸文化街区，小巷曲折，老屋错落，大部分墙壁刷得雪白。
据说，藤花旧馆周边，明清时期云集缙绅名宿的宅邸，大家都想沾沾东坡的灵气。果不其然，附近吕宫府、管干贞纪念馆、赵翼故居，主人个个不凡：吕宫是顺治年间状元，弘文院大学士（俗称相国）；漕运总督管干贞工诗文，花鸟画负有盛名；赵翼为清代著名史学家、学者……
苏东坡纪念馆的门脸很小，有一种家居的亲切感。入门十几步，两堵粉墙夹着一尊雕像，东坡坐着但略微斜靠，符合他在常州病弱体衰的状况。石座上刻有“毗陵我里”4字，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四日，东坡在镇江写信给章援说，最近半月不思饮食，“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次日东坡就乘船抵达常州。
从月洞门进入归里园，深浅两色的小灰砖墁地，拼成菱形。靠南侧那堵围墙，素白墙面，青瓦庇檐。墙尽头有几株苗条的槭树，善解人意地朝中央倾斜，色彩鲜丽但范围适度，构成恰到好处的点染。红叶下方是笔触疏淡的一条篷船，四周波浪清浅。船首有位宽袖长袍的文士，背手站立，若有所思。墙面写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这是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之一）的尾联。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杭州通判苏轼被派往常州、润州（今镇江）赈灾。赈务繁忙，到了大年夜就宿于船上。万家团圆时，他却在空旷的郊外，孤舟残灯，难以入眠。羁旅客愁，愈发想家：“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离开京城来到南方已经三辞旧岁，“新沐头轻感发稀”，觉得发量开始减少，真怕以后一直这样奔走路途……宦游的倦意浓厚地袭来，年近不惑的苏轼不觉生出退归之心。最后他还是乐观收尾：即便穷愁也要力争健康长寿。
这一趟出差七个多月，几乎踏遍常州各县，次年六月才返回杭州。苏轼到宜兴拜访进士同年单锡时，一起泛舟荆溪。“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山明水媚，风土宜人，他的田园梦又被撩拨：“卖剑买牛吾欲老。”
苏轼第一次神往常州是在20岁时。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暮春，朝廷为新科进士举办琼林宴，蒋之奇等与苏轼同席，大谈家乡宜兴县的风物之美，苏轼怦然心动，约定将来比邻而居，终老荆溪。宜兴旧称阳羡、义兴，宋初改名宜兴，属常州。
归里园的西北角，是布局呈L形的紫藤花廊。藤花开得正好，紫色花串或下坠或上扬，更多却是成团成簇，将绿叶几乎遮掩，远看就像浮着两大团粉紫色的云雾。相传东坡手植的紫藤已经不存，补种这株倒也相当应景。花廊北侧的墙上，有砖雕的东坡《乞常州居住表》《再上乞常州居住表》等。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东坡得到诰命，从黄州（今湖北黄冈）迁往离京师更近的汝州。他六月底到达金陵，八月中旬前往真州（今江苏仪征）、镇江，有意在镇江等地买田，但不凑巧。最后老友蒋之奇帮他在宜兴找到卖家，东坡九月下旬前往购买。看得出他心满意足：“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菩萨蛮》）
东坡十月二日从宜兴返回州城时，难掩陶然自得：“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楚颂帖》）
十月从镇江到扬州后，东坡给神宗上《乞常州居住表》。他在扬州待了近一月没有消息，继续前行。十二月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水封冻，停留等待。与青少年时的伙伴刘仲达相逢，同游南山，携手话旧，感叹光阴易老，自然也思念故园。
东坡写信告诉好友王巩，在常州宜兴买了一个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石），似可足食。”后来他谪居惠州，幼子苏过陪同，其他子孙就留在宜兴过活。
得知扬州官府没有替他转呈表文，东坡再次上书，派专人进京呈送：臣离开黄州后，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现在虽已到泗州，但离汝州还远，钱已用尽，“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一家人在泗州过年，天寒地冻，更添漂泊的凄凉：“暮雪纷纷投碎米，春流呜咽走黄沙。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
批复未到，东坡不敢久滞，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四启程北行。快到南都（今河南商丘）时得到朝旨，准许在常州居住。他在南都逗留并看望恩师张方平后，欣然南返，五月下旬抵达常州。
神宗皇帝去世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称制，启用了许多之前遭放逐或闲置的旧臣，东坡亦在其中，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步步升迁。虽然这次在常州也是短暂盘桓，但他已在此置地，心理上自然添了一分亲切，在《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写道：“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对江南有别样的挂牵。
何去何从
居常州，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从归里园进入内庭憩心园，天井东侧是被木栏围护的东坡井，井口小巧，顶端有不规则的裂纹；天井西侧，芭蕉肥厚，假山清秀，紧靠东坡洗砚池。原来的洗砚池于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时，被移至舣舟亭畔。舣舟亭在大运河边，始建于南宋，位于东坡来常州时泊船登岸之处。现在的东坡公园，舣舟亭是其核心景点。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登基大赦。东坡五月接到诰命，从儋州迁往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在廉州待了一个多月，又蒙徽宗生子，恩赦天下，被改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十一月又在英州（今广东英德）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东坡终于被解除监管，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了，现在的他需要考虑去哪里养老。弟弟一再写信邀他定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从此团聚。他也期盼“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但子由同样拮据，东坡不忍以一大家人增加其负担。权衡再三，更倾向于置有田产的常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元月到达虔州（今赣州）后，东坡给常州老友钱世雄（济明）写信，请他帮忙寻找可以购买或租赁的房舍。听说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也请他派人了解，房子是否适宜，售价多少，若自己力所能及，会前往商议。
贬居惠州、儋州时，钱世雄或派人专程探望，或是寄信送药。东坡表示，很多亲旧都不再联系了，这是理所应当，而钱济明“高义凛然”，让人倍加感动。
钱世雄帮东坡借到了顾塘桥畔孙家的住宅，东坡十分感激：“所示谕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裴家宅子果何如？”依然想买一所住宅。
东坡本已打定主意，又被弟弟苦劝说服，欲前往颍昌。后在金山跟表弟程德孺等见面，获知京城近况，时局变幻莫测，而颍昌离开封太近。东坡遂告诉子由，决计居常州，表示即便朝廷以后有所任命，自己也会详述病情，坚决推辞，与儿子“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东坡五月下旬来到真州。在路上奔波一年，很缺钱，欲出售以前置办的几间店房。长时间以船为家，竹篾船篷难以隔热，白天烈日灼人，夜晚依然溽热，一家老小都因中暑而生病。东坡经常热得在露天过夜，又吃了大量冷饮，六月初开始严重腹泻，有时一夜无眠，“端坐饱蚊子耳。”
随后病势加剧，东坡从仪征渡江至镇江，六月十五日抵达常州。那天他戴着便帽，身穿短袖外衣，坐在船上。运河两岸，千万人尾随，观望谪仙。病得不轻的东坡有点不安，或者想起“看杀卫玠”的故事，对身边朋友半开玩笑道：“莫看杀轼否？”从年轻到老，他的机趣始终不移。
孙君宅子
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苏东坡纪念馆正堂眷君堂的几面木墙上，以文字梳理了他在常州的行迹、他与此地的缘分。堂后有一溜隙地，靠围墙种着一排葱翠的竹子，那也是东坡所爱。
东厢房被设为东坡“终老房”，陈列着宋代风格的桌椅几案等家具。床上挂着白色蚊帐，床前端搁着一块斜置的木靠背，近一米宽。东坡寓居孙君宅子时，因为气逆，仰卧难受，友人陆元光（常州晋陵知县）将自己用的懒版送来，可以调整角度、支撑背部，东坡觉得很好用，最后倚在懒版上离世。
东坡在孙君宅子向徽宗上《乞致仕表》，觉得自己沉疴难起，“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这里隐含一丝“迷信”，他在信中对老友参寥透露：熟人中有垂死者因致仕而转危为安，自己未能免俗，也效仿一番。虽日渐衰弱，东坡的求生欲依然很强。
东坡养病期间，钱世雄每天都去看望。东坡慨然追论往事、人物，有时示以儋州所写诗文，“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其他亲友的馈赠，东坡全推辞了，唯独收下钱世雄带来的点心，但叮嘱他切莫再送。
东坡一生都很合群，即便缠绵病榻，仍然愿意亲近好友。钱世雄是他乐见之人，最后时日亦由钱世雄悉心陪伴。钱父公辅是北宋中期名臣，苏轼的处世之道和政见与他相通，称之为“挺然忠信礼义人”。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钱公辅（君倚）去世，熙宁七年苏轼在常州洒泪祭奠老友，并应钱世雄之请作《钱君倚哀词》，中有“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之语。对一个地方的深层好感，往往因人而生，东坡由此对常州增添了偏爱与留恋。
苏轼任杭州通判、湖州知州时，都是钱世雄的上司。元丰年间钱世雄受“乌台诗案”牵连，被罚铜20斤；元祐年间他升为苏州通判，政声颇好；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后，东坡及其门人同遭迫害，钱世雄不仅失去官职，还锒铛入狱。东坡至常州时，他仍未获平反。钱世雄对东坡一以贯之的关爱，当得起“君子”之称，后世热爱东坡的人因此对他心存敬意。
苏东坡纪念馆正堂的中心位置是一组三人塑像，东坡坐在中间，面容清癯，略带疲惫，握着书卷的右手搁在膝上，左肘撑着高几；维琳长老身披袈裟，面带关切，似在研讨，又含保佑；钱世雄则一手持壶，一手握杯，专注地听着两人交谈。
东坡任杭州地方官时，曾请维琳主持径山寺，觉得他“行峻而通，文丽而清”。东坡卧病常州时，已在武康县（今浙江德清）的维琳特意来问疾。东坡惊讶而感动：如此毒暑，哪里适合老年人出山长途跋涉呢？他已无法久坐，扶行只能走几步，仍邀请维琳晚凉时来卧谈。
纪念馆憩心园西面墙上的三块木雕，录着东坡的《答径山琳长老》，它被视为东坡最后一首诗，据考证作于七月二十六日，即东坡去世前两天。他同时手书一帖给维琳：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绝笔的前半段鲜明地展露了东坡与寻常人毫无二致：因病入膏肓而哀伤，既留恋世间，又不甘于造化弄人。然而毕竟是东坡，随即轻轻转折，语调照样轻描淡写，却已释然放怀，是自悟，也足以开慰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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