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巨头停业，揭秘催收人的灰色营生
“欠债还钱”这个最朴素的信条之下，催收人和欠款者却尖锐对立，寸步不让。他们互相虚张声势，又虚与委蛇。不同于那些光鲜亮丽的阳光行业，讨债这门营生里的从业者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面对愈发高悬的监管大棒，外界异样目光中的催收群体，正在被迫向更体面的形象转移。
5月25日，被称为国内“催收巨头”的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宣布停业，其一百多名员工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引发经营危机。
湖南永雄成立于2014年，总部位于长沙，在国内多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主要业务，包括向客户提供“个人信贷不良资产管理服务”，2022年的营收达到8亿元。
2019年，湖南永雄曾向纽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最终其上市愿望没能实现，不过引发了外界对催收行业的广泛关注。
在公众印象中，催收行业灰色、暴力，充满江湖习气。它藏在水面之下，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事实上，过去数年湖南永雄就多次因催收丑闻陷入舆论漩涡。
“商业人物”这篇文章写于2019年，通过从业者视角试图揭秘该行业，虽然当时的业界环境与当下大不相同，但或许仍能管中窥豹，让读者更加了解真实的催收行业。
壹
凌军说，帮人讨债这行就是捞偏门，赚不到什么钱，还要冒很大风险。干催收的时间长了，对人就剩下麻木和极度的不信任。所以，“将来如果我离开这个行业，那就是找到了钱多活少的其他生意。”
几乎大半天，他都在仔细想怎么描述自己的职业经历。我把编辑好的问题发给他，隔了一段时间，凌军逐条回复了长长的内容。对于一个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讨债大V”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显然，要让一个混迹于讨债江湖、十分机警的“社会人”敞开心扉，他还需要时间来试探。
过去几年，催收这个略带灰度的词语频频跳入大众视野。从早期银行争相发放的信用卡，到现在名目繁多的网贷平台和消费金融，再算上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欠债还钱的朴素信条背后，都暗中浮现着催收人的影子。
这是个藏在水面之下的群体。灰色、庞大、面目模糊。电影和通俗小说里的他们往往是身着黑衣，圆腰花臂，手段泼辣。不过凌军说，其实现实中的那些网贷“高炮”平台，多半不会雇人去暴力催收。他觉得，“这些平台没这个实力”。殴打和泼油漆这些行径，多数都是民间高利贷催收时才会出现的场景。
在网上，这个略显冷门的圈子里，凌军有着众多粉丝。他的发言风格非常直白，有时候会怒怼一些业内人士“不专业”，有时候也会直言不讳地告诫讨教者，对催收这行不要想得那么“单纯。”他觉得，很多人根本都没见过真正的社会。
出乎意料的是，正是这种风格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有人评价他是对“丛林法则”体会很深刻的人。甚至有粉丝希望能添加上微信，仅仅是希望能和凌军随便聊上几句，以缓解最近倍感压抑的糟糕情绪。
凌军在辽宁的一家催收公司已经做了很久。他说他见过装穷去要饭的欠款者，见过满地打滚的老赖，见过连拿刀杀鸡都手抖的“××”——这里他对欠款者爆了一句粗口，也见过为了要账而闹翻的社会人士大动干戈。
在刚入行的时候，给他印象很深的一次行动是，一位客户找到他所在的催收公司，希望能帮忙出人去讨回一笔100万的欠款，这笔钱按1.5%的月息计算，一年利息就有近20万。客户允诺给催收人员每人一万，一行人风风火火赶到一处偏僻的煤厂要账，结果与对方十多人发生激烈对峙。一场火拼当场险些发生。
谈到自己与被催收者冲突最激烈的时刻，凌军回忆说，有一次对方冲进厨房拿出菜刀来一顿追砍，令场面一度混乱不堪。而在众多的催收案子中，这些类似的场面都要靠他一一想办法去化解。
凌军喜欢摆出一副看惯风月的姿态。在逐渐淡出一线催收之后，他开始在网上写相关的文章，在里面谈论自己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业务熟练”，这是一些长期关注他的人作出的评价。也因此，一些后来者都把他当成了业内的资深前辈。与此同时，凌军还经常收到很多私信，多数是一些放贷人苦恼于收不回账款，而向他来寻求帮助。他被寄予了厚望，并且被希望能马上给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这些人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但我明白自己并不是。”凌军说。为了营造这种感觉，他对所有类似的咨询进行收费。他会告诉一些人，从他的经验来看，某一笔放款收回的可能性不大。但通常他会更直接，说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的毒打，满是严重的学生气息。”
贰
催收干的是“收烂账”的活儿。有的放款平台首先会依靠自身的催收部门去讨债，而那些逾期时间长、催收难度大的单子，就可能会甩给市场上的第三方催收公司。
在行业内，根据逾期时长可分为不同账龄的单子。例如，逾期一个月叫M1，逾期两个月叫M2，以此类推。通常情况下，刚开始逾期时电话催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当这种手段无效时，就需要外访（上门）了。
马义在2014年开始做催收，主要活跃在浙江和安徽一带。他所在催收公司的委托客户以P2P平台为主。2014年正是国内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时期，各种网贷平台遍地开花。2015年底，有着“互联网金融第一股”之称的宜人贷远赴纽交所上市，给当时上头的行业又添了一把虚火。上游景气，下游的催收也在贪婪地吞食红利。马义说，“尤其2016年互联网小贷、P2P、消费金融和现金贷等细分领域的爆发式增长，让整个催收行业一度达到顶峰。”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加入催收大军。马义入行的原因，也是觉得干这行能赚到钱。他回忆，从2014年到2018年，他周围催收员的每单提成在3%-6%之间，加上基本工资，月收入约8000-10000元。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数，能拿到多少也要看个人能力。回款率越高，拿的越多。做的比较差的催收员，“每个月也就赚4000块。”
针对坊间流传的催收是暴利行业的说法，他觉得，其实信用卡、车贷催收等银行类业务与一般行业没什么差别，就是个别网贷类催收提点比较高，收入也就高一点。在他的从业经历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单是催回一笔30万的大额逾期款，这也是他获利颇为丰厚的一次。
和普通的上班族类似，马义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九晚八。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给欠款人打电话，催促尽早还款。一天算下来，仅通话时长就要在两个半小时以上。在此之之外，可能还有漫长的等待、被挂断，或者与欠款人互不友好地打招呼时间。
马义并不会主动和家人朋友谈论自己的具体工作。“我只告诉家人，自己是做金融的，再多说点就是做风控的。”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而在公众眼中，他口中的全行业30多万从业者、5000多家催收公司，长久以来似乎就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尤其是频频见诸报端的暴力催收，更是上不得台面的灰色存在。
也有人想让这个职业看起来更体面一些。部分做得比较大的催收组织，喜欢给自己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带上诸如“不良资产处置”的字眼。他们的口号也大同小异，比如宣称自己的宗旨是“帮助客户挽救失去的诚信”云云。野心更大的，在行业最火热的时候还试图登陆新三板，比如湖南永雄和上海一诺银华等，其中湖南永雄甚至畅想2018年在创业板上市。只不过，急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最后让他们的资本梦均不了了之。
在凌军看来，与信用卡催收相比，网贷催收尤其是那些“714高炮”——需要在7天或14天内偿还的短期高息贷款，一度要更加灰色和暴力。他解释说，信用卡诈骗在法律中是有规定的，如果欠钱不还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另外即便催不回来钱也是银行的损失，因此总体上信用卡催收的难度要低，催收人员的手段也比较规范。
因此，2015年进入某股份制银行信用卡催收系统的高伟，他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对要低。尽管他和同事们也打着“客户经理”的名义上门做过催收，用没盖章的律师函去吓唬欠款人，甚至2016年监管收紧之前还会去“硬搞”某些逾期客户，但总体上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太过黑暗”的催收经历。
“现在网贷高炮平台也不敢再像以前那么放肆。很多催收公司不太乐意接网贷的单子，因为钱少规矩还多。”凌军把高炮平台与催收公司比作甲方和乙方的关系，随着高炮平台基本转入地下，作为乙方的催收公司能拿到的利润越来越少，并且还要冒着被抓人的风险。所以，目前这些网贷平台更多可能是自己雇人来做催收，不过也只会是打打电话，并不会真正上门了。
叁
马义认为一个催收员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对欠款人心理和经济状况的了解。对这些情况掌握的越多，再加上培训后的话术和技巧，在做电催或外访时就能越主动。
这恰恰也是反催收者们极力避免的一点。无论是电话两头还是大门内外，这两个直接对立、互不信任的群体，看起来都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以便能在谈判时尽可能捞到更多的利益。
高伟觉得，真正信用卡恶意欠款的人并不多，暂时周转困难是导致逾期的重要原因——比如他过去对接的北京马连道的那些茶叶商户，他们就都是通过信用卡来周转资金。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可以减免欠款人的利息或其他费用，然后办理分期偿还，这会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
但是很显然，这个举动会让催收部门或者第三方催收公司的利益受损，“因此很多从业者难免就会想使用一些其他手段。”
催收折磨下的欠款人也有自己的打算。一个管理三百多人的反催收群群主告诉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被催收也是理所应当的。正常的沟通都可以接受，但暴力催收要除外。”
在众多催收手段之中，“爆通讯录”是欠款人们“深恶痛绝”的一招。借款时给贷款平台的通讯录授权，在逾期时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这个反催收群中，群员们不时晒出催收人打来的电话截图——有的人一天内收到多达一二十通来电，以及明里暗里要告知通讯录好友的各种威胁。除此之外，各式催收短信也不少见，还有不知真假的律师函。
于是，在夹杂着愤怒和无奈的情绪之下，他们互相鼓励、询问欠款情况，然后对各种催收套路互相支招，并希望对方都能早日成功“上岸”。
有群员的想法则更加激进。他认为自己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已远远超过从网贷平台拿到的借款金额。“通讯录都被爆完了，给家里也坦白了，剩余的一分钱也不会再还了。”他说过几天就直接更换电话号码，不会再接陌生电话。我注意到他给自己取的网名是“笑对人生”，似乎他马上就能够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了。
这部分欠款者的底气来自于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按照官方解释，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那么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36%部分的利息。正是由于这项规定，以往风行一时的各种“套路贷”，目前已成为重点整肃的对象。而借助政策施以的“援手”，拒绝偿还高炮平台的超额利息借款，很快就成了反催收者们总结出的一条经验。
凌军告诉我，这种超过法定利率利息的放款平台，大部分都会培植自己的催收队伍。“不过他们也是看人下菜碟。如果对方没有偿还意愿，并且欠款时间很长，就只索要合法利息，或者干脆不要利息；如果对方有偿还意愿，反而会全额索要利息。”
这就是需要催收和反催收者们“斗智斗勇”的地方之一。这些带有可折中处理性质的潜规则，有的欠款人可能会买账，但一旦被摆上台面，也可能会让另一部分人怒不可遏。或许在催收人和这部分欠款人的眼中，互相指责对方恶意骗贷和收取高额利息，这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那些所谓折中伎俩对解决争端实际上是于事无补，因此双方在水面之下的对抗也就不会终止。
马义在做催收的这几年中也动摇过，是不是要退出这种无休止的对抗。他说，尤其遇见有些债务人非常不守承诺，觉得这个社会没有诚信。不过后面慢慢看多了也就习惯了，双方的立场不同而已。他认为，催收和反催收的基本点是一样的，都是要求在合理的范围内还款，只是很多时候两者都越过了这条线。
讨债人不喜欢走空，凌军一度把自己摆在一个更危险的位置。就像一位欠款人自嘲的，“敢借高利贷的，一般都是狠角色。”凌军反问我，“前两年的于欢案你知道吧？十一个人去讨债，结果被捅了四个，有一个还被反杀了。其实我就更像那个被反杀的人。”
他说的就是发生在2016年4月轰动一时的山东“辱母案”，一帮讨要高利贷的人将于欢母子困于室内，并对他们百般羞辱。结果，22岁的于欢暴起用一把水果刀将辱母者刺死。那个被杀的人叫杜志浩，于欢最后则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当时案子一出，我就觉得催收这行要完了。但话又说回来，市面上小贷公司、现金贷和网贷平台无数，不可能都按黑社会性质处理。那样后果也是很大的，可能贷款的人会越来越多，还钱的人却越来越少。”尽管形势变得严峻，他并没有彻底悲观。
肆
高伟入行三年之后在去年离职，从北京去了天津。他离开的主要考虑是，行业环境变了，催收没以前那么好做，这直接导致他的收入下降。和他一样，2015年同一批入职的同事，现在剩下的也已寥寥无几。
互金行业的监管趋于严厉，过去烈火烹油般的扩张难寻踪迹，一些高息平台正被迫退出市场。网贷之家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正常运营的平台数量降至864家，整体贷款余额降至6871.2亿元。而在高峰时期，这一规模曾超过万亿。
以往的行业明星公司纷纷寻求转机。凭借现金贷业务2017年高调赴美上市的趣店，在核心业务受到打击之后，愈发变得低调。不仅主营业务要与现金贷划清界限，罗敏甚至把公司都搬到了厦门，他自己还摇身一变成了厦门市政府的投资顾问，忙前忙后地招徕他的商界朋友到碧海蓝天的厦门投资。趣店和罗敏似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获得更多的外部认同。
而更为震动从业者的，是近期P2P业内龙头陆金所传出的退出消息，这让许多人再次感受到寒意。
规范催收行业的政策也频频出台。有业内人士说，整个行业在迅速变化，不要再觉得能打就是催收，也不是买几个“呼死你”软件就能干催收。催收合法化是一个大问题，要讲究按照法律和行业规则办事。不少人觉得，属于催收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催收行业不管是内部还是外界都抓的很严，这个行业也在洗牌。合法的将继续完善规章制度和合规宣导，违法的会逐步淘汰取缔。就像过去的保险行业一样，慢慢会被大众接受，并且会慢慢进入一个合法合规的良性道路。”马义如此总结。
凌军也感慨，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他举了一个颇带幽默意味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做催收行业十年的老’流氓’，最近转行去做物流了，前段时间听说赔的都把貂给抵押出去了。”
不仅仅是政策变化，技术进步似乎也在影响着这个行业。如今，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一些电催软件已经面世，这些软件宣称通过算法可以确定催款率更高的措辞，这样逾期一周内的催款成功率比传统电话催收要提高很多。
一向“看不起那帮打电话的”的凌军，这时又恢复了他的“社会”和耿直。他继续甩出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纹身“大哥”欠款40万，靠这些电话软件催收的回来吗？一周就能催回来的逾期款，那顶多是欠款人忘记了还而已。在他看来，即便技术有用，失业的也只是一部分守规矩的催收员。真正不按套路出牌的，一直会有他们的市场。
这有点像他之前在一篇文章里高调写下的，“我现在是不缺钱， 等我有一天缺钱了，我就把这些网贷撸个遍。我看了一眼我的通讯录，不是放钱的， 就是要账的，或者是卖抵押车的，剩下就是几个亲戚。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还会怕被打几个电话吗？”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商业人物”（ID:biz-leaders），作者：郭儒逸，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