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推动世界共同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虽然其起点落在经济领域，但这个进程在要求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同时，必然也会要求中国相应地加快和深化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等与经济体系密切相关的诸体系的改革。当今世界面临着文明共识的破裂和深度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不同制度文化和不同观念文化间如何达成“共存的生态”和“共荣的心态”的重要问题，并向世界分析和诠释中国自身的新角色和中国所倡导的全局观，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本文将从“分化的世界”与多元现代性、“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心态秩序等方面，重点讨论中国社会系统现代化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社会体系和社会体制现代化的紧迫性，进而凸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能够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智慧。

一、分化的世界何以“共存共享

近十多年以来，世界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全球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以及难民危机等威胁蔓延，人类正面临着诸多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当前，虽然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不断加速，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人类生活被推向了日益蔓延且复杂交错的联系中。但是，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一目标上，人们能够从基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中建构起来的共同行动仍然缺乏，同时在这个意义危机的时代，如何选择和确立价值体系关怀的最大可能性的共识都还远未达成。

我们共生在一个超常“分化”的世界中，遭遇着人类社会严重的“失序”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共存”危机。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日益弱化，互联网、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正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自发作用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彼此间的张力日渐增长和凸显。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协调世界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各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克服世界市场失灵的难题。另一方面，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既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直接挑战，也是一些国家(地区)社会和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随着所谓个体化进程席卷全球，不仅形成了“个体化的社会”，包括中国在内，也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的个人”，由此，人际关系的纽带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似乎正遭遇到解构和销蚀，传统国家中的社群认同不断下降。此外，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机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维系全球地位的方式方法变得模糊不清，而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完传统工业化进程，但为了应对裂变的世界和新的游戏规则，不得不以极高的成本和极大的代价去加快结构转型升级，以至于其发展面临着脱离本国社会文化土壤和自身过去的实践经验不断失去意义的危险。

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和逻辑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既有在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质疑多边贸易体系、欧洲移民政策收紧的“逆全球化”现象下的“再全球化”，也有试图摆脱已有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本国利益方向另立新规则的“各国为己”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秩序出现新变化和新转折，为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并重建全球治理秩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如此“变动中的当代”，我们可以深切地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本土治理转型越来越与全球治理相联系并相嵌入，其中充满了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而从转型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的不断生成恰恰为我们提出了“分化世界中的共存”这一深刻的全球问题，也即多元现代性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又不失世界性，多元现代性间如何共生共存并能相互理解与相互欣赏的深刻问题。这不仅是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更是涉及基本文明格局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当前深度全球化的特征及与之相关联的全球治理进行深刻洞察，并面向未来作出新的战略性判断。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命题从传统政治转向经济竞合，多种多样的以跨界互动为特征的社会性异质区域快速形成，而与之相关的治理机制相对滞后。在此转向过程中，人类精神产品特殊状态的欧洲理论或者说美国式全球化日益成为人们心目中抽象的“普遍性”的价值。由此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欧洲中心主义式”或“霸权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类社会一面对世界性难题和挑战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崛起时，就容易陷入一地霸权取代另一地霸权的思维陷阱之中。

第二，全球资本与全球社会的对抗，不仅导致全球民粹主义、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也使得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动员得以可能，而应对此问题的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公共品却严重滞后与稀缺。换言之，在当今市场竞争与资本流动已经全球化，但对经济运作过程的宏观调节却仍主要局限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时代，如何既确保本民族国家的经济效率、生存与竞争能力，又能够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财富资源的再分配，从而有效缓解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这就需要在全球治理的范围内不断加大全球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合理有效供给。

第三，更为紧迫的是，全球已经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的深水区，以新技术革命掀起并日益凸显的人性、道德、伦理危机，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与规则，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正在被系统化地重构，全球治理加剧转化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全球社会对被资本、技术以及各种未知的、意外的后果所主导的人类未来仍然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方向和想象，这种无法预期甚至难以觉察到的“全球性风险”与颠覆性威胁，正在导致全球普遍的焦虑情绪。

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置身于深度全球化背景之中，我们或将意识到当代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共存”危机。这种“共存”危机，不仅表现为世界范围内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到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所引发的持续的地方社会变革与重组的危机，还表现为深陷于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及多元化价值的冲突与协调困境。当前，各国及地区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地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意味着不同国家及地区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并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都将对地方社会和全球社会惯有的向心力和运行机制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势必进一步要求各国、区域与全球社会治理转型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理论、伦理、秩序和机制等方面寻求新的合作。

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大“分化”的世界里寻求合作，是应对和解决当代人类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各种困境问题的核心，其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凭借综合国力优势，西方国家一直被当作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社会治理的榜样。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治理危机加深，其制度合法性和权威性也日渐下降。与之相应，在全球正义不断被提出的今天，更多发展中国家应被赋予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推动建立更民主、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由此，当前人们迫切需要寻找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共生共存的办法。多元共生共存的理想图景，是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达致和谐的境界。要迈向这样一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境界，不仅需要人们洞察自身所处的人文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杂性，而且需要能够协调差异、转化冲突、营造重叠共识并推进全球合作治理的策略能力与大智慧。

二、全球合作治理与“心态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所谓现代性危机为标志的全球秩序的复杂变迁，一定程度上使得既有的全球治理在理论、战略、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陷入了一时难以自拔的困境。对此，有学者认为，超越全球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应对全球社会生活与人们心灵的双重“失序”，探索如何基于新的合作的有效制度安排构建起一个“万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从结构到心态，进一步建立起全球社会的关于正当和正义的合乎情理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普遍性共识。

费孝通先生曾将20世纪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其意涵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创造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进入21世纪后，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传统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深度全球化的新世纪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使命的问题。历史地看，世界已经经历过多轮全球化和多次新技术革命，每一轮和每一次都会涉及最基础性的人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心态秩序危机”。要应对这一时代深刻的人文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必然需要各种文明交流融合之上的全体人类的“合力”。

全球社会生活与人们心灵的双重“失序”，共同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心态秩序危机”，这种“心态秩序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各种极端政治思潮的兴起及全球社会与地方社会的“断裂”乃至“分裂”的加剧。所谓“心态秩序”，大致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文化层面，包括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及社会生活水平条件中的需求、意愿与自我预期;二是社会再组织的制度安排层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社会分工与互赖关系的依据以及“社会成员在日常情境与社会接触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与社会性格”;三是社会文化传统内在的意义体系、价值观念、情感机制与“世界图景”，即影响并形塑每个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深层文化结构。深层文化结构是“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却可能是一些深藏的隐含不露的决定力量，它们也是人心安顿与社会安稳的基石。

心态秩序是一种深层属性，其往往与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构成紧密关联的层次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围绕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机会、条件和权利的公共产品配置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组织方式是“社会体制”的主要构成。社会体制的运行效果，可以恰当地反映出一国、区域或全球社会分配公共资源的原则和影响社会秩序的方式。社会体制的最深层次涉及社会生态，社会生态的本质是“共存”，具体指涉在物质资源的利用与分配基础上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技术变革、生产力发展后)不可避免的引起人与人的关系变动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无论何种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本质上都离不开社会心态或观念秩序的基础，甚至都会指向精神的范围。正如社会学经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社会观念与精神文化、社会意义系统、社会认同符号等是“社会系统”的主要构成，而社会系统的最深层面与社会心态紧密相联。社会心态在本质上则关乎社会本身回应变化与接受新生事物的承受能力，它是一种群体现象，是一个社群的群体心理，又是人心安顿的深层文化构造。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人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

社会心态的深处反映着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为体系，这一体系常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淀在特定的“人文世界”之中并构成了这一“人文世界”的最基本层次。当代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共时性存在且超出民族国家范畴，由(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合作治理的)不同参与主体所构成的多个“人文世界”之中。然而，不同人文世界中的精神文化内核可能是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人们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掌握在矛盾中寻求和谐相处的能力，在多种和谐无法聚拢成一种形态的条件下找到达成“重叠共识”与塑造“复调的和谐”的途径，在此过程中提升自身应对变革的承受力与参与变革乃至引领变革的主动性便显得愈发重要。人们必须认识到的是，这一问题尚难以在“逆全球化”或传统民族国家结盟的全球化格局中，依赖军事、科技、金融“霸权”主导的单向度、平面化的社会样态中得以解决，而必须在日益分化的世界里寻求新的合作并创新全球合作治理的新机制。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变，我们认为，究其实质，人类必须对栖身所居的人文生态和社会心态，以及对人们生活中的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组成部分进行更为扎实的基础性研究。以此为起点，人们或可更深刻地认识到，深度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日益“分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凝聚起解决全球问题应对全球社会风险时，必须仰仗全球性的普遍行动的“全球良知”和“国际正义”。而构建面向全球合作治理的价值、文化与机制，形成辨识、化解全球社会风险的协同治理能力，推进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之心态是根本前提。换言之，良好“心态秩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过程，是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同步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在多种意图并存的条件下人们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的过程。面对多样化的现实，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能否达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欣赏、彼此尊重的和谐境界，首先取决于人们如何做到“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共荣的问题。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全球秩序的失序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模式并非唯一最佳的发展选择，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必须有利于和有赖于人类多元文化间的理论沟通和相互尊重。当前中国倡导以从经济领域切入的跨国合作、区域合作、全球合作来推动世界共同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不仅是通过世界减贫、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为“各美其美”营造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注重于推动不同制度文化间、不同观念文化间及多元现代性之间共存共荣的“美人之美”。

“心态秩序”建设的愿景与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中华文化传统中“多元互补”的融合力是“和而不同”的重要表现，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多样的和统一的辩证关系。多元与一体并不意味着多个元都是一个体，而是在分分合合、熙来攘往中彼此尊重、相互理解之上的“美人之美”。当前，牵引新一轮全球化的力量是多维和复杂的。要使各种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中和平共处，更需要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形成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跨文化交流”体系。“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是对不同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的体认。从我们的角度看，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实践与自身社会文化土壤的内在关联，可以为不同国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路径之间的比较提供一种“审美”的基础，而这必然需要我们以新的境界加快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系统。

三、中国社会系统现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正处在一个超出我们想象力的全球性“焦虑集”之中，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世界文明共识大破裂和合作治理秩序大变局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揭示我们必须应对的未来。中国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以及秉持的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体现出中国已经开启了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征程，而且向世界表达蕴含于其中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进程。

当前，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总体性战略判断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样化，这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把握好的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西方对全球化有其自身的理解，其中也有“三化”: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价值观普世化。中西之间这种对世界局势的差异性认知，反映了在不同的文明传统中，就如何达成全球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存在着或偏重于共识或偏重于境界的不同倾向。相较而言，西方强调共识，举凡决策力求基于一致看法，而中国更强调“境界”，不仅主张“和而不同”，而且更为追求能够包容多种不同的观点并“求同存异”的最高境界。

首先，中国侧重经济全球化，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竞争和各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但是竞争和最大利益的实现应当以经济方式并且在国际规则框架内进行。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但经济体系强并不意味着输出政治、社会、文化的“强”模式。这表明中国主张和推进的全球化区别于西方国家将经济、政治、社会等全球化的认知。

今天，经济全球化在资本、生产、通讯和技术形成的一体化之外又有了新的一体化内涵，相关的国家之间越来越在这个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进而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种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人们要在这个“社会空间”获得优势地位和权力资源，就必须改变自己在传统官僚科层制里所习惯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等级化合作方式，因为在这两个空间里，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不一样的。中国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倡导并坚持经济全球化，其现实基础是中国在自身文明脉络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这是一个既有些类似西方的快速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等的过程，又是一个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现代性内核的全球化参与的历程。中国正是在思考自身经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了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与民主政治道路的多样性，以及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又会深受自身的发展阶段、具体国情、社会文化土壤等的影响。站在自身和全球关系相互变革与适应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提出了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自身形成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但这里的“强”，并不意味着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列强”或“霸权”，而是追求自己的强大时不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帮助别人取得成功的同时获得自己的成功，更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区域和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2013年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这些新思路正在不断成熟，其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内治理的成效，也得益于中国在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价值观念、利益分配、行为方式、信任基础、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其次，中国重视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之间的交互关系与相互影响，超越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价值观普世化的“零和博弈”式的传统思维框架，从而得以洞察自身经济社会转型的全球性新境遇，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是既往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现代化走的却是一条“另类现代性”之路，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如经济层面的自由市场、政治层面的多党制选举、倒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等难以被直接用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化趋势。由此，有西方学者抱持“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不仅抨击中国经济政策是“非市场行为”，而且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化发展解读为“中国崛起”要打造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锐实力”。由此可见，全球化在思维方式和战略战术上从来就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实际上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的过程。如果人们不能洞察各种经济社会转型间的交互关系和依存机制，就无法把握自身的当代际遇和历史命运，更难以回避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中所隐藏的深刻危机。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性力量是内生的，但是影响一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力量却是多维和复杂纠葛的，每个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一套规则，当这些规则之间高度相互匹配而难以形成协调共存的生态关系时，心态危机与社会失序问题就会凸显，这也为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动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诸多新挑战的同时，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内容、方式、动力会出现相应的根本性变化，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治理更具有总体性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越来越成为多线程改革的复合体，涉及“五位一体”均衡发展政策目标下的政府运行机制优化，以及在开放、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塑造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中国基于自身实际的治理实践，不仅为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样本，也为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秩序的贡献者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经验支持。

再次，中国正在开创全球治理转型的新境界。在深度全球化和自身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的新背景下，既需处理好本国出现的新需求和新矛盾，也要把握好与本国日益关联的世界出现的新走向和新挑战，中国由此提出了构建“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正在推动世界共同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其起点首先落在了经济领域，这必然要求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伴随而来，也必然会要求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社会体系。目前，中国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从一个国际上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迈进。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化，但中国社会主义还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复合性”:一方面，要继续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如生活品质与审美、文化与心态、民主与法治等问题，而且不同社会群体“满意感”的参照系有较大的差异性。如何处理好“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最终会涉及“社会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社会体系与社会体制和社会系统既有很强的相关性又有各自的基本方位，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是它们共同的功能原则。具体而言，社会体制是指围绕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而形成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如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社会体系是在一定范围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而构成的整体，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社会安全防范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等;而社会系统则是按一定符号、价值、准则、关系等组合的整体，如社会意义系统、社会价值系统、社会伦理规范以及作为社会整合纽带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

社会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系统的现代化，而社会系统现代化的核心是社会人在观念、心态、理智、情怀、习性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与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改造相比，社会系统直接涉及“社会文化土壤”，其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更长，面临的问题更深。通常，文化对制度的影响显著，但制度对文化的影响却很微弱，当制度明显超前于文化或者明显落后于文化时，都会导致政体的不稳定。社会体系现代化的滞后可能会为经济体系现代化带来消极影响。因此，社会系统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到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开辟的以执政党为核心主导的现代化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正是把握住了社会系统现代化的要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关键作用不仅在于它的组织性，而更在于它的思想性，它能够把行动纲领系统化、理论化，进行说服和动员。社会治理被写进党章，这意味着执政党将通过基层党建引领和带动社会治理开展整体而系统的创新实践，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同时，促进提升社会系统现代化的改造能力，使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系统能够为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共识基础。现实中，社会共识、社会认同的达成，以及社会心态的健康养成建立在人民获得感、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满足之上。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并力图通过一系列正式的制度改革、多样的组织创新、民间话语系统化和构造出新的意义系统，进而使国家整体同社会、群众的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多层级、多面向的有机联系，将国家进步和老百姓的日常感受、日常诉求紧密关联。这有利于凝聚亿万人民群众的认知与共识，使之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新征程的根本性的内生力量，并最终在此基础上，汇合并彰显中国人民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

余论

正在开创全球治理新境界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并非等同于只讲中国故事的“好”，而应在充分自觉到自身局限性的基础上，阐明我们自身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理论化的尝试。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的国内治理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治理机制，并且这两种治理机制有着不同的分析理论。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要促使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如何践行自身“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以及中国在推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其自身的社会系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体系的适应性是如何与国际间、区域间等多维多层次体系建立并发生联系的。由此，才可能向世界诠释中国自身的新角色与中国所倡导的全局观和世界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现代性理念的价值观层面，推进人们在“多元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上，超越“各国为己”并寻求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心态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心态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延展而言，所谓“美”并非狭义地指各民族内部文化生态中持续发生着的“美传统”，也不仅是在当今一个“文化焦虑的时代”中的“尽我之美”。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直接和人、大地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物质资源分配基于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生态式的共存关系基础上，并不存在“各美其美”的问题。恰恰是在人与土地、人与山林、人与海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被现代技术不断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得人与人的相处成为问题时，对“各美其美”的需求才会凸显。换言之，当冲突的危险恰恰来自于人们在物质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才需要有“各美其美”的心态协调与“道义秩序”的建立。这种心态既不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也不是人与人相处的“利害”关系，而是人与人相处时如何理解对方、如何看待对方的“道义关系”。

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类社会有三层秩序:经济秩序、政治上的共同契约、共同遵守的法律，其中道义秩序是人文世界的核心部分。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人文世界之中，并在人文世界中满足自身所有的需要。而道义关系是构成人与人相处，能够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的关键。人文世界来自自然，既是对自然的“加工”，又是自然通过人的“自觉”投射。在这种观念之下，人类的文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偏僻角落或者什么样的时代，无论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都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有可以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基础，都可以“众出于一，异中见同”。就此而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体现是国家只有大小之别，没有高下之分，文明只有特色之别，没有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能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而要寻求这种人类的合力与“和合共生”的价值观和人文世界观，还意味着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自觉何以可能的深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