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是95后，从小生活在西北一个国营水泥厂家属院。这是一个以厂子为中心的封闭“独立王国”，医院是厂里建的，学校是厂里开的，校服上是厂里的logo，幼儿园大合唱唱的是厂歌。

这个厂是上世纪50年代156工程的产物。当时，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家在老工业基地东北以外的北京、西安、兰州、包头等城市，建设了上百家厂子。我家在的这个厂，建在甘肃某个偏僻镇子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土坡，建成不久后，实现了水泥窑技术突破，曾经将成吨的水泥运向全国各地。

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子；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

厂里的俱乐部，在此挺立了半个多世纪，承包了影院、礼堂、球场、阅览室等等功能（作者供图）

首先是语言，因为汇集了不少东北工人，我们厂流行一种东北味普通话，比如，“这个本子三毛钱”，三是二声。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一种属于厂矿区的“语言岛屿”现象。初中，我进入本地一所厂外学校，才意外地发现，同学们说的居然是本地方言。在这所学校，即使同在一个西北小镇，我依然深深感觉到异乡人的孤独。

讲回我们厂区家属院，它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由一个天桥连接，走路需要二十来分钟。天桥下面是当地牧民和他们的奶牛的神秘领地，我和发小们有时会背着家长偷偷下去，为漫山的牛粪和土砖下藏着的蚂蚁蛋兴奋半天。

我家在厂区北边，天桥下人行道的另一侧，是一片用来隔离工业粉尘的白杨树林，我和发小曾在树林里种下几棵白杨树，希望它能长成大树，结果被野猪无情地吃掉了。厂区南边居民楼更多，也更繁华，有学校、职工医院、俱乐部、灯光球场、小市场。

在这里，大人们要么来自隔壁车间，要么是楼上楼下，一个小孩他爸妈是谁，做什么的，家里有过什么风流往事，大家都门儿清，即使不认识，一翻厂区通讯簿，也能联系上：通讯簿上，按姓氏排列，所有职工的手机和座机号都有。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厂区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比如社会上流行小灵通，厂里就发小灵通，社会上流行手机，厂里就发手机。

我读三年级时，有一次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作业本，妈妈翻开这个通讯录，靠盲猜对方家长的姓名，打了一通电话过去，果然是。听闻消息后的对方家长骑着自行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取回本子，没耽误家里小孩写作业。

我的发小当然也来自厂区。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说楼下来了新邻居，随后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后探头探脑。后来我和这个小女孩成为了同班同学，变得亲密无间。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先敲响对方家的门，看看彼此的新衣服，秋天白杨落叶，我们一起用落叶根茎玩一个“扯牛筋”的游戏。尽管后来，我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依然共享了独一份的厂区童年，成了亲戚一样的关系。

不光这个发小，今年过年，我去另一个发小家做客，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爷的称号：“刘工”，并激动补充，“你姥爷和她爷爷埋在一起哩！”虽然大过年的，听到这句，我们都沉默了。

但这确实道出了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学校上中学，如果没考上大学，就继续在这上技术学校，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

俱乐部内侧，建筑材料很有历史厚重感。（作者供图）

回忆厂区生活，有过非常快乐的时日。每天早晨，厂区会播放纯音乐，虽然不知道曲名，但我爸爸至今能弹出那些“厂里早上放的歌”。

我和发小，曾用四叶草缠绕丁香树干，做成植物门帘；每周我们还聚一起，用大人穿破的丝袜，给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礼服。圣诞节，我们会去厂区宾馆二楼开的歌舞厅里偷摘圣诞树上的小礼物。

尤其厂子飞速发展，上市融资后的几年，每年发给员工们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电影院、书店、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厂里一度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花表演，表演总是以一排“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乐”绽开在天上而结束。

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一个傻子叔叔，每天拉着架子车，到厂里捡垃圾时，也是笑容满面的——好像不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养活自己。小孩们放学后，甚至经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有的帮他推架子车，有的听他讲故事，顺便再从车里拿走几个看得上的垃圾。

这里连“较量”都是简单的。我读小学时，学校里分帮派，南边的是一帮，北边的是另一帮；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大家暗自较劲的，不过是谁走得更快，更早进到家属院。赢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比如小时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我们以为是雪，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是工厂污染，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还有一年，厂里很多人都说，一位工人高空作业，掉进矿坑。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

后来，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庞大臃肿的厂矿一样，属于我的“母公司”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2006年，我们的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学校的牌匾换了，名字换了，校服换了。从2010年开始，几代职工家庭陆续搬走，去县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来越少。从五湖四海来的人，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进入新学校，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我只能说我来自“某某厂”。同学后来谈起我，说的也是“她是某某厂人”，好像在他们心里，“某某厂”是和县、市、省一样正常的地理区划。

为了融入大家，我也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但失败了——我说得太不标准，自己别扭，别人也听不懂，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说了。一些学校里的小混混为此“约谈”过我，“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别装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我却像个异乡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开始露出端倪：作为厂三代的我，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

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成年后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开启了在广州、北京的漂泊生涯。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

这些年，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

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但发现有点难——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而我既不爱吃面，也根本不能吃辣（红）。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忘了叮嘱不要放辣，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吃得非常狼狈。此后，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

我很羡慕那些能用一顿牛肉面抒发乡愁的人，他们是真正有故乡的人。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会说地道的方言，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变，但生活方式不会变。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早已随同厂矿大院，消失不见。

这个春节，我和发小们想回厂区聚聚，发现母校的楼没了，四合院变了色，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没什么人了；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小市场，都拆了；广场前的地灯不知道被谁砸了，不亮了。熟识的领居更是不在了，坐在门口的陌生面孔盯着我们——我们意识到，我们好像才是外来者。

昔日热闹的灯光球场已经没什么人。（作者供图）

这让人放入陷入平行时空：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都是假的吗？当然不是假的。后来我发现，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平行时空”。导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纪录片，记录下了同为一五时期项目“西北铜川矿务局”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调查了厂区一起沉重的矿难。在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王兵的《铁西区》里，也都能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厂矿生活。

脱口秀演员李诞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也讲述过自己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一个草原深处烧碱矿厂的生活：集体生活，天南海北，楼上住着上海人、兵团人，吃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海鲜，“小时候什么都有，但后来矿区很快萧条了，狗比人多”。

写作了聚焦厂矿生活一书《子弟》的作者潘一掷说，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从集体生活，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来自孤岛，来自那些“独立王国”的人们，最终成为了孤岛。

想起幼年时代，一个印象是，眉头中间贴着小红心，涂着鲜艳口红的自己，在大声唱着厂歌。二十多年后，厂歌的旋律依然能脱口而出。为了考证自己记得准不准，我还专门去搜一下，没想到视频网站上真的有这首歌，是一个成年后组了乐队的厂矿子弟演唱的。视频下面，每年都有新的用户评论发布，感慨从前。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前奏一响起来，就有点想哭。我意识到，那可能就是“故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