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桃花源

我们的考古界通过百年来的发掘与研究，证明了这片土地上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万年和5000年之间，尤其是5000年前文化向着文明转化期间，人类趋于更集中地居住，围绕农耕定居生活，其间一定饱受台风及其频繁的“高压水枪”之苦。我们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文明，先民们既要趋利避害，也需斗智斗勇，真是很艰辛的过程。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季风气候下降雨只发生在冷暖风的交接之处，这就使得汛期又短暂又不确定，旱和涝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是常态。《孟子》里面提到治水有11次之多，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农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天气做着斗争。贾谊《论积贮疏》就有“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的说法，我们这里，天灾太过频繁，故而应该常态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称颂自己的碑文里就有“决通川防”的字眼。而水患频繁，治理黄河的水患是一件浩大的民生工程，客观上就要求有统一的应对，这也是中国2000年来大多数时间，国家都以统一的形式存在的原因。

客观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绝非是一种理想的农作气候，当然，艰难的气象条件也给人类带来挑战，使他们容易进化出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应对极端天气的频繁袭扰。但是，笔者在这里想到的是，在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前的史前时代，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类还没有能力治理水患时，他们是如何与极端天气共存的，他们是否找到了蛰居的好地方？

蛰居的想法把我引向了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虽然是大隐隐于市，但对普通人，理想隐居避世之所概莫如此了。

陶渊明设定的避世佳境，是从一个狭窄的通道里侧身而入的，里面是灿若仙境的别有洞天之地。如果要在中国大地上找寻这样一个理想的休养生息的地方，会在哪里？

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天府之国四川盆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三国时期刘备避居四川建立蜀国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是入了川，在那里领导抗战的。四川盆地，方圆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甚至气候都是理想的。那里的气候因为温和，如果按照地理学一个小众概念——大陆度，一个衡量年内温度差的指标，居然可以被划分为海洋性气候，要知道，四川距离海洋得有将近2000公里了。海洋性气候的形成原因，主要是海水的热容量比陆地大，海洋夏季气温低于陆地，冬季则又高于陆地，冬夏温差，也就是气温年较差遂比大陆小。四川盆地高山阻隔，冬天西北风被挡在了秦岭之北，夏天又因海拔稍高、夏雨频繁而夏凉，冬夏气温差异更接近海洋。中国土地上的其他地区，季风劲吹之下，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武汉大陆度则高达67.0，远超过50.0的大陆和海洋的分界线。

四川的暖湿气候，孕育出辉煌的三星堆文化，可惜并未流传下来。这里的地理空间并不小，足以孕育发展出了不起的文明状态，但封闭的空间同样阻隔了与外界的交流。长江三峡山高水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生活于四川的史前人类很难和外界交流，独立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到王权国家的人类文明的进化条件或许并不成熟。

大山中的缺口

沿着黄河探寻文明的脚步，我来到了黄河的中游。

在永济，黄河“几”字弯的最后一弯，一群年轻人带着无人机，奔波于乡野之间，航拍着这里的山川大地。我追寻着他们的镜头，也获得了上帝视角。古人当然没有这个缘分，可规律就隐藏在一次次的尝试和碰壁中，唯有那些做出对的选择的古人，才繁衍了生息，壮大起来。

中国的三级阶梯的地貌特点，帮我把眼光聚焦到中国地形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我们不妨从北到南，看看这两级阶梯间的山地都有什么特点。中国第二级阶梯，位于我国中部及北部，含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六大部分，从北向南，其东部边缘由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等山脉界定。

大兴安岭和雪峰山，一个太过寒冷，一个又处在亚热带，都非文明发生的理想气候，这里可以先予排除。考古发现我国最早有龙图案的红山文化，起始于五六千年前，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在那里定居，原始先民似乎不畏寒冷，其实不是，6000年前整个中国大地要比现在温暖湿润，按照中华文明探源权威专家苏秉琦先生的说法，红山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古国状态。可繁盛一时的红山文化却消失了，一种推测是5000年前气候发生了变化，北方温度下降了两三度，加之红山人口增加，环境破坏，又处于游牧与农耕的激烈交锋地带。原始文化是非常脆弱的，现代人能克服的困难，对先民却可能是致命的。

沿着地形分界线，从大兴安岭再向西南，是北京西边的太行山，太行山在北京西北的关沟与燕山为界，向南一直延伸到小浪底水库边上的王屋山，也就是愚公移山所在地，自古有八百里太行的说法，但笔者测距，整个太行山长度足有700公里，宽则上百公里。黄河岸边，太行山的余脉中条山再向西延伸，加上中条山，太行山的走势很像汉字里的撇（丿），到了中条山，居然细成了一条，方向从西南向彻底转成了东西向，并且以渐尖渐细的方式收尾。

太行山高耸于华北平原边上，北高南低，高度在1500～2000米，发源于上面的河流，或者是发源于吕梁山上从太行山脉流出的河流，在太行山上冲出了诸多河谷。古人沿着河谷在山西与东部平原间行走，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八陉。

太行山为什么会拐弯？看到与中条山隔河而望的秦岭余脉崤山和邙山，不难有所猜想，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横亘于中国中部，古地质的造山运动中，或许有板块的碰撞挤压，就形成了太行山在尾部和秦岭并肩而行的样貌。黄河撞上了秦岭，不得不拐弯，于是就在太行山和秦岭之间直奔大海而去。

而秦岭在此处也没有了华山那样的高大威猛，山脉快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就是余脉了，山势渐缓，秦岭余脉崤山、伏牛山、熊耳山、邙山和嵩山，像人的手掌和张开的五指一样，趴伏在中原的原野上。

秦岭再向南是大巴山和巫山，长江在那里切割出了壮观的长江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三峡去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唐人尚且难于上青天，更不用说是四五千年前的古人。

沿着中国大地的第二级阶梯走一趟，你就会发现，黄河在秦岭和太行之间冲出的这段谷地的可贵，蛰伏在黄河河谷尽头的汾渭盆地，更是如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一样的存在。至少这里不会有台风的疾风暴雨。史前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太脆弱了，他们需要一个桃花源般丰饶而稳定的环境的保护。这里不仅夏季得到太平洋雨水的滋润，还因为处于华西秋雨区域的边缘地带，秋季还有印度洋雨水的照拂。

当然，也会有人看到黄河、长江之间的汉中盆地和南阳盆地，但这两块地方，和汾渭河谷地比起来，要么山体过于低矮挡不住台风，要么地势偏高离中原远，总体上体量又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

对地形地貌如此钟情，我似乎落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地理环境决定论崛起于18世纪思想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拥抱地理大发现来解释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政治乃至民族性格的差异，起初听起来新鲜，理论一下子传播开来。可很快招致一片讨伐，就是因为他们解释的是资本主义处于萌芽时代的世界，那时候的人类早驾驭着巨轮乘风破浪横跨大洋，离热气球上天都不远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爆发，地表的山川河流已经无法阻挡人类的想象力。可对于远古时代的人类，他们更多的是依附自然，我想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有意义的。

当代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执大旗者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在他个人网站上我看到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辩护，他说：“许多人渴望相信人类精神、自由意志和个人能动性是人类最崇高的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价值。但即使是那些崇高的东西也有限制。如果你几乎赤身裸体，人类精神不会让你在冬天在北极圈内保持温暖。人类的精神也不会让你放牧袋鼠，袋鼠的社会结构与旧大陆的十几种可放牧的大型家养哺乳动物不同。无论是占领澳大利亚并在那里狩猎袋鼠46000年的原住民，还是占领澳大利亚225年并在放牧牛羊方面经验丰富的现代欧洲畜牧业者，都无法放牧袋鼠。反而，今天在澳大利亚饲养的袋鼠不得不被一只一只地射杀，而不是像绵羊一样被赶到卡车上。解释与袋鼠行为生物学的细节有关，与人类精神无关。”

后来我看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王巍的演讲，他解释了为什么中华文明最终汇聚在黄河中游，用到的也是地理气候等因素。

气候上，8000年前到6000年前我们这里是一个暖期，中华大地上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可距今4300年到4000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气候异常期，良渚文化所在的沿海地下水位上升，还暴发了洪水，稻田废弃。北方的红山文明也在这一时期突然消失了。反而在黄河中游，这里有平原、丘陵、黄土高台地，地形多样。这里的农业耕作品种以旱作的粟和黍为主，兼有稻和麦。不同的地形为史前人类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多样化的农产品有更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里的文明连绵不断。而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等水利工程，更增进了黄河中游各部落的凝聚力。正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的天文观测台，通过太阳的位置可以区分出春分、秋分、夏至等季节转变时点。王巍回忆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学到《尚书》中的《尧典》，老师还告诉大家别当真，那时普遍不相信我们祖先那么早就有了天文观象能力，以为是后人的附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后来居然就发现了4000年前的观象台。

尧都

我是从五台山所在的忻州到山西首府太原，从太原而洪洞县一路南下的，洪洞县位于汾渭盆地的北缘。地图上看汾渭盆地如同月牙形状，堪称中国内陆的新月沃土，中间被黄河划开，一边是山西一边是陕西，洪洞县就坐落在月牙朝北的顶尖上。从太原所在的晋中盆地到汾渭盆地翻过了云蒸雾霭的太岳山，钻过了漫长的隧道，下了火车热浪扑面而来，这里的海拔足比晋中低了300米，真如同一步从天上踩到了地面上。

洪洞县因《女起解》里“苏三离了洪洞县”而出名，还因为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北方人从此奔赴南方而被很多姓氏追捧为寻根圣地。不过，洪洞的名胜只追溯到明代，洪洞是县级，它的上级城市是临汾，那里才更为古远。临汾是两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城市，北周攻北齐，这里是平阳之战的交兵之地。从洪洞向南走，不出30公里就到了临汾，到了这里，浓浓的古意袭来，那是和忻州古城、太原的晋阳古城乃至洪洞的大槐树完全不同的古意。晋中和晋北的古意让人联想到的是明清，当然晋祠更久远，但这里的古意上追尧舜。

在临汾，一座高大的、由三栋门楼连体而成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华门，华夏第一门，宣示着这里是华夏民族诞生的地方。自然华门是21世纪的建筑样式，当各地方政府争抢旅游资源之际，华夏第一门的意义似乎要打折扣。但既然自诩为华夏第一，临汾的底气还是显露了出来。华门不远处的尧庙稍显古意，不过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复建的，但却是在原址上复建。根据史书记载，平阳的尧庙早在1600多年前的晋代已经建立，随后多次毁于兵火，又多次重建，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重建是清康熙年间。

作为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开创者，尧是中华民族由部落联盟转型为国家的一代明君，按《史记》的说法，“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尧算得上是历代君王里最理想化的人物，他设置百官，使各官吏负责专职事务，开创了国家治理的雏形。官员里有人掌管历法，观察日月星辰不误农时，有人教民稼穑，有人负责工程营建，有法官，还有礼乐教育军事之官。

可作为部落联盟的盟主，尧最初似乎并不是在汾河岸边主事的，而是在当今河北的唐县（另一种说法是山东西部的定陶），后来才迁都到平阳也就是现在的临汾。当然那时候并没有文字，全是传说，算不得信史。

尧庙供奉的不只是尧，这里还有个虞舜殿。相传尧在位70年时访到舜，考察三年后由舜辅政20年，禅让于舜，而后8年故世。舜又效仿帝尧，在老年将帝位禅让于禹。舜姓姚，属有虞氏，故称虞舜。

运城市区边上鸣条岗有一处舜陵，也提示着这片土地古老的文明史。尧舜禹之舜帝，是华夏族第一位接受禅让而成部落联盟首领的，尧遍访周边部落，舜以德孝称名被尧选中，还以两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舜的出生地也是在运城下辖的永济市的黄河边上，那里有舜帝村。舜帝村还有瞽叟坟，传说为舜王父母的坟地。舜的德孝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对待父母上，舜的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后母对他百般刁难，还想害死他，可舜事亲如故，感动了他们，德孝的美谈传播乡里。

尧舜禹三帝都

从舜帝村沿着黄河向南20公里，正是鹳雀楼之所在，再向南两公里，就是《西厢记》发生的地方，普救寺。围绕着尧舜禹的传说，除了尧都平阳（临汾），还有舜都蒲坂（蒲州），传说中舜帝建都于永济，禹都安邑（运城夏县），唐尧、虞舜、夏禹三帝的首都，都在方圆不到百公里的临汾运城盆地上，并且都距黄河不远，不能不说这里历史的古远。

如果说没有文字信史，那些传说只能算道听途说，最新一个消息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我国第二次（2015～2021）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正式公布，在全国普查范围内，调查人员一共统计到了508.19万株古树名木，其中有5株古树更是存活了5000年以上。这5株古树都分布在陕西，和山西隔着一条黄河的陕西。这些古树分别是延安市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保生柏，距离黄陵县城20多公里的老君柏，渭南市白水县仓颉庙内的仓颉手植柏和商洛市洛南县的页山大古柏。这当然不能说明这些树木的长寿是自身基因好，而是得到了人类精心的保护，没有被砍伐。至于原因，我想是出于对先祖遗存的尊重。

尧舜禹的传说不能算信史，但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魏国的都城定在了安邑却是信史。三家分晋前的晋国都城新田也在临汾附近。古意盎然至少可以上追春秋战国。

在传说中，舜的活动范围也绝不仅止于黄河大拐弯儿的三角地带，舜帝陵园的神道前，今人特地雕有两尊石象，以彰显他耕于历山，大象来帮忙助耕的故事。但普遍的看法是历山在山东。《史记》里边是这样描述舜在历山耕作筑城的：耕历山，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让他在河畔耕种；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让他居住；在河滨制陶，在那里的陶器没有不好的。一年后他所居住的地方就聚集起来，两年后成了一个小镇，三年后就成了一个都市。

不过，运城也是有历山的，在翼城、垣曲、沁水三县交界处的历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舜王坪，传说是上古时代舜帝耕作的地方。可那里地势很高，山上是高山草甸，似乎很难和上古时期的原始耕作画上等号。

全国有名的舜陵也有两座，另一座在湘粤交界的九嶷山，相传九嶷山因舜帝南巡而得名。舜帝百岁时，南游苍梧而死，葬在那里。

既然舜帝一生在华夏大地奔波，尧是否也是如此？临汾城南有伊村，与帝尧姓氏伊祁吻合；城西姑射仙洞，有传说中帝尧成婚的洞房和尧教丹朱下棋的棋盘石；城南有金殿，是平阳最初的所在，史称尧墟；城东有尧陵，为三皇五帝中最巍峨的陵墓。一切都似乎证明临汾是尧的家乡和称帝治国的地方。但所有这一切也难称信史：山西长治长子县，山东的菏泽、定陶、曲阜乃至河北的顺平、唐县，甚至浙江的兰溪和湖南的桃源都在争抢尧帝故里的称号。

其实称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尧都行走，看山川河流，感受那个年代先民的生活，设想他们如何在这里生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王巍在解释中华文明汇聚于黄河中游的时候，他注意到黄河中游之外的文化在强盛时期都有向中原地区挺进的趋势，如大汶口文化到了河南中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曾经到了河南南部，但都没有扎下根。这不由使人想起传说中的尧舜禹都是部落联盟的盟主，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中原地区的部落有着更强大的战斗力，也就是更先进的组织形式、人口和技术。

丁村与陶寺

沿着汾河一路南下，不远处的襄汾县有着中国考古学至为重要的两处发现，分别是丁村遗址和陶寺遗址。丁村靠近汾河，陶寺稍远一些，但两地相距不过数公里。我是从汾河边上大路转了几条小路，翻过几道沟坎，才来到了黄土台面之上的。陶寺和丁村就坐落在汾河的阶地上，这是7月中旬，农人们刚收割了小麦又种了玉米，听他们介绍这里庄稼两熟。而我前一天所到的晋中盆地，庄稼却只能种一季，因为天气颇寒冷，小麦都让位给了高粱和玉米等更皮实的作物。相距不过两三百公里的距离，气候条件天差地别，也难怪古人选择在此定居。而进入了定居农耕时代的陶寺人，对气候条件的要求会更高吧。

丁村和陶寺，一个是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人类遗址，一个是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为主的新石器后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城池。丁村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丁村人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正好弥补了这23万年到1.3万年间的中国古人类断代窗口，上世纪50年代一经发现就引起轰动，向世人证明中华大地人类活动绵延不绝。

陶寺的城池，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距今4300年至3900年之间，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陶寺的宫殿基座阔大，墓葬豪华，陪葬现象突出，居住和墓葬都有着巨大的规制差异。除了恢弘的宫殿，这里还有独立的仓储区、手工业区等。贫富分化、等级悬殊，考古发现提示着这里已经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因为和传说中的帝尧的活动范围吻合，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天下之中

在洪洞县的旅馆里，书桌上放着几本书，大开本很厚实，我有点诧异，因为不像那种泛泛的宣传材料。翻开一看，立即被吸引住了，原来临汾市原人大主任刘合心是一位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把自己工作中如何保护文物，如何宣传临、运华夏文明源头地位，对这片土地的认识记述了下来，编辑成厚厚的集子，放在旅店供客人们阅读。我不由得读了起来。

那是2010年，一天晚上看电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播出了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大会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9处世界遗产。他一时间感到焦虑。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周公测景台和登封观星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阳书院、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等8处11项历史建筑，建成年代从汉至清，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

按照刘合心的看法，这组建筑应和天地之中概念的是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测景台是距今3000年前周公测日影定地中而筑造的土圭，美中不足的是原土圭早已经损毁或风蚀了，现在的是唐代在原址上仿造的。观星台是元代郭守敬修造的，全国27个天文台中这里是中间的一个，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的演算中心。这两个建筑算得上是对天地之中最贴切的诠释。

圭其实就是一个立直的木杆，用来测太阳的影子，一年之中影子有长短，通过统计就可以得知影子最短的是夏至，最长的是冬至，这是一年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节气。利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方向和建都的位置，是《周礼》中对于“惟王建国”的基本要求。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即是利用圭表测影来确定，有了圭表，也就从侧面证明了王权国家出现了。

临汾人对嵩山“天地之中”进入联合国名录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有中国最古老的天文观测遗迹，不是仿造的，是真实的遗迹，那就是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件残长171.8厘米，且有43个色段端点的漆木杆，这疑似是标注中天日影的圭尺。2003年，在陶寺遗址又发现了三层环状夯土结构，按照这些地基基座推演，这些夯土基址上本来立着柱子，柱子间是观测缝，通过12个观测缝看日出日落，就能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节气。刘合心在他的笔记中描述了他们夏至日通过观测缝中看到太阳的欣喜。在他的眼里，考古队长何驽如同一位艺术家，把夯土基础和天象联想在一起，并用4000年前的地轴与现在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质疑的声音。

《尚书·尧典》里有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襄汾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尧典》中的记载，佐证了陶寺作为尧都的存在。

水深土厚

《左传·成公六年》有这样一段话，“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新田是哪里呢？是今天的侯马，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水深土厚，民风淳朴将晋国都城自今翼城县境迁至这里。在新田的200多年中，晋国尚法求变、和合狄戎、会盟诸侯，成就了春秋五霸的一番霸业。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也成了形容一个地方宜居的代名词。

从襄汾向南行30公里就到了侯马，北来的汾河在此转弯向西流去，经过稷山县在河津汇入黄河。此前，按照地质学的研究，汾河还曾一直南流，在今天中条山的位置穿过去汇入黄河，沧海桑田，中条山隆起，汾河折转成今天的走势。

汾河的“汾”是大的意思。这条大河发源于山西北部，全长700公里，按长度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水量却只排到黄河支流的第五位，可汾河几乎贯穿了山西南北，其流过的地方深厚的黄土汇聚出一片适宜精耕细作的土地，土壤肥沃，灌溉发达。汾河河谷以全省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养活了山西将近一半的人口。

河流夹带了上游的矿物质和腐殖质，是下游土壤肥力的重要来源。可如果地质运动处于抬升阶段，河流唯有“卖力气”地下切才能流走，其实对下游土地并无补益。在地壳抬升的黄土高原于是形成了沟壑纵横的地貌，即便有平地也是在高处，根本够不着水源。农作物缺少水，土壤里也没有河流带来的丰富的矿物质，怎么可能盛产农产品。

说到黄河百害唯富宁夏，其实有着很简单的地理地质学逻辑，黄河的“几”字弯只有宁夏那里的地壳是沉降的，地壳沉降河水夹带来的泥沙正好用来填补，地势因此而平坦，土壤也厚实肥沃，再加上水源充足，阳光强烈，宁夏就成了种植庄稼的好地方。

山西盆地在地理上的优势就在于这是地壳变动的一处洼陷地带。远在3000万年到2500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作用下，这里的地壳断开，形成了长达1000余公里的汾渭大裂谷，山西地势两边高中间低，所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水流侵蚀两边山上的土壤堆积在河谷间，串珠式的盆地因之土壤肥沃。这里水热条件之优越又非宁夏平原可比，宁夏平原年均降水也就200毫米，山西则处在温带季风气候下，串珠式盆地南边的临汾运城盆地降水达到了五六百毫米。千百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给生活在其上面的人们准备了水深土厚的宜居之地。

黄河对面的渭河盆地也是汾渭裂谷构造的一部分，发源于甘肃鸟鼠山上的这条800余公里的河流，无论长度还是径流都是黄河支流之冠。常年看，渭河贡献了黄河水流的16%，其输入黄河的泥沙则占到了整个流域的近三成。泥沙主要来自于渭河北岸其支流流过的黄土高原。渭河的流域面积也甲冠黄河，黄河“几”字形的内部，几乎都是渭河的地盘，尤其是在秦岭和黄土高原之间，渭河干流沉淀和冲刷并行，塑造出面积广大又富饶的关中平原。

在万荣县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有一座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土地的祠庙后土祠，或许暗含着这里的水深土厚和先人们对这里肥沃土地的感激之情。后土娘娘即地母，土地之神，有一种说法是女娲。把女娲敬为土地神，这与女娲氏抟土造人的传说不无关系。听当地学者解释，“后”字最初的象形文字是一个女人半蹲式的产子形状，“土”字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女人的乳房，“后”乃母权时代女性酋长之称谓。上古时代，后既可指有天下的天子，又称诸侯。听过解释我大有所悟，此后土非彼厚土，原来比脚下的土地更为尊贵，乃掌管土地之神。

后土祠的碑记上记载，“轩辕氏祀地祗扫地为坛于脽上”。这里地势稍高，是轩辕黄帝扫地为坛，以祭祀土地神。《左传·成公十三年》里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最初的祭祀对象是“社”，“社”就是土地之神。据《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西汉、东汉、十六国、唐、宋计有9位皇帝20次临幸亲祀。汉朝皇帝自诩为天下第一农夫，祭祀活动也在汉代达到了高峰，汉武帝六次祭祀，还在此作下《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后土祠内建有秋风楼，秋风楼下即是张仪小道，战国末期张仪说服各国诸侯“连横”亲秦，破解了苏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拒秦的联盟战略。张仪从这里出走中原，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由此开始。只不过随着国家重心东移，明清皇帝就在北京地坛祭祀后土娘娘了。

种子还是地理环境？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对于人类为什么在两河流域率先进化出文明状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这样解释的：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土地带有着全球最多的可以驯化的动植物，世界上的植物有30余万种，可大部分都不能产生果实，可食用的不过几千种，最终被人类驯化做口粮的也不过几十种。如今，世界上小麦、大米、玉米、土豆等少数作物提供给人类以绝大部分的口粮。人类之所以起源于两河流域，实际上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就是因为那里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品种远多于别的地方。新月沃土上，后来被驯化成功的植物包括小麦、大麦和豌豆，被驯化成功的动物则包括猪、牛和羊等。

诚如斯言，200万年前人类起源于非洲，并且三次走出非洲，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他们一直使用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这是一个极端漫长的过程，直到一万多年前，地球度过了漫长的第四纪冰河期，冰川融化海面上升，更多的陆地上植物生长，野兽回归，人类生存条件才有所改善。在法国南部的阿尔代什省的肖维岩洞，洞壁上绘有丰富的史前绘画，历史学家认为洞内岩画可以追溯至32000年前。在中国，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大约可追溯到20000年至19000年前。

冰期结束，那些蛰伏中积攒的技能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种植小麦、大麦和豌豆，采集渔猎的生活向着农耕定居状态过渡。在我们这里，目前有四个地方发现了万年之前的稻遗存，三个是洞穴遗址，原始人类食用的还是野生稻；而浙江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是露天遗址，说明上山先民已经走出洞穴，进入季节性半定居状态。那里还发现整套的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提示考古专家河姆渡人开始耕种和驯化水稻。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年到8500年，是目前浙江乃至整个中国东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戴蒙德把人类的文明开化归因为地理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他们在与自然共处中面临的压力和进化途径。他举的是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的例子，亚欧大陆是东西向长条带状的大陆，在地球的地带性中趋于一致，这里生活的部落人倾向于横向迁移，更多地交流。南北美洲大陆则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条带状的陆地，在地球的环境中，南北向意味着太阳辐射角度剧烈变化，几个纬度差距气温水热条件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为环境的差异倾向于相互隔绝，也就难以交流、碰撞出更高度的文明状态。

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万年前，据多种推测地球上生活着几百万人口的人类，公元元年，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人，人口呈爆炸式的增长，除了定居农业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口，人与人的密切接触、聚合形成新的人文形态，也激发出生产力的飞跃，因果之间或许正如鸡和蛋的关系，是难分伯仲的。

距今已有6000年的苏美尔文明的产生，似乎就是人类交流而文明升级的最好的例子。那里墓葬中出土的工艺品中有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产地距离两河流域足有2000公里，工艺品中还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考古发现还有来自巴林的珠串和一些刻有印度文明文字的印章，提示着一个古老的贸易网络在那里成型。两河流域新月沃土上人类第一个文明出现了，彼时其他地方的人还在手做陶罐，他们已经会用转轮，他们发明了战车，学会了纺织，制作了犁地的农具，还编写了农具使用手册，更在水利工程上大有进展。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能冶炼铜和黄金，发明了楔形文字，因此成为人类第一个古代文明。

成为文明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更多的交流和文化碰撞吗？答案若在此，从古印度到新月沃土到古埃及，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亚欧大陆面积达5000多万平方公里，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面积足够大，足够智人游走其间，尤其是从南亚次大陆到中东腹地到地中海，广大的土地间鲜少横向的高山大川，虽然土地洪荒干旱，还是有颇多的东西向的绿洲、走廊给古人类以指引，帮助文明扩散。

可亚欧大陆最宽处，从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海角，到我国华东的江浙地区的海岸线，大约13000公里。人类从非洲走出来的确横跨了大陆，还登陆了美洲，可偏安亚洲大陆东端的我们与大陆中部和西部古文明的交流，想必是极端困难的，即使有也是以极低的频率，偶发性交流。中国出土的年代最久远的金属器具是甘肃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此处处于黄河上游，距离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文明已颇为遥远。在更靠西的位于新疆罗布泊沙漠中的小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也都早于洛阳二里头遗址那尊著名的青铜爵。这不由得不使人联想，我们的文明形态受到了更西边的亚欧大陆古老文明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西北地区青铜器是独立发展而来，后传往中原地区。

地理单元相对隔绝的我们，文明进化是否有更为独特的路径？要在何种尺度上寻访地理密码，这是我一路思考的问题。

六大区系与重瓣花朵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 Childe）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为改变人类经济的第一次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媲美。

迄今为止，中国考古人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畜是狗，出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最早的家鸡出现在河北邯郸磁山，家鸡在中国驯化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400年以前，最早的家猪则出现在9000年前河南舞阳县贾湖村，最早的乐器——骨笛也出现在贾湖。而最早的农耕定居遗址是浙江省浦江县上山的定居村落遗迹，被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评价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苏秉琦是中华文明探源考古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提出了在学界有广泛影响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如漫天繁星般出现，由各地文化共同孕育而出。这一学说横空出世，对应的则是此前盛行的中原文明起源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六大区系，有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有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有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有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有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严文明先生又提出了重瓣花朵说，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有核心又多元，史前文化空间关系存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那些处于边缘的文明萌芽，诸如苏秉琦先生确认的我们国土上的第一个古国，位于辽宁和内蒙古之交的红山文化，并没有能够延续下来形成王国。远在东南，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也在繁荣千年后神秘消失。

对于边缘文明的消失，有着很多驳杂的解释，环境变迁，原始人涸泽而渔，或者形成了难以持续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比如良渚的玉琮，在当时缺乏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刻画和钻孔，后人推测要用夹带了沙子的麻绳一点点研磨、切割，制作起来耗时耗力，常州寺墩遗址出土的十二节的玉琮，据推算一位匠人或许得加工上数十年。古人在宗教或权力的宣示上，做了和当时的生产力不匹配的事，“体力”透支，就可能造成文明刚萌芽就熄火。对两种文明的突然消失，也有一种解释是大洪水，新石器末期向着王权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人类离开了只有几十家规模的氏族小村落，聚集在城邦之中，面对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本身就非常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团灭。

如果人数少，居住分散，环境原始，一些自然灾难就不是问题。如穴居或巢居，地震就不是问题；洪水也只能造成短暂的麻烦。可农耕状态的定居，尤其是当居住于高大厚实的房屋里，这些自然灾害就会对原始人类造成致命一击。于是，从地理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探源就转化为寻访气候环境最为稳定的一片土地。

5500年文明起步

在仰韶文化的一处典型生活场景，位于西安灞河区灞河与浐河之间一片坡地上的半坡遗址，我看到宣传板上是这样总结6000年前这个原始村落的村民们为何在此生活的：这里依山傍水，便于先民们渔和猎；这里是阳坡，日照充分有利于植物生长，也利于先民们身体健康；这里没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便利，便于村落之间的交流；这里还位于浐河的二级阶地上，既能够得到饮水用水的便利，同时还避开了水害。自然条件上，这里无论农耕还是采集还是渔猎，似乎都是最完美的组合。

那时候的渭河谷地、八百里秦川，平原上密布着上千座村落，有一种说法，那时村落的密度超过了现代。

可真是如此吗？按照仰韶村的选址，获得这样一个村址其实并不容易。2017年，《地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宜居度指数模糊综合评价》的文章，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的科学家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这5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评价体系，结果就显示绝大多数宜居度高或较高的遗址分布在郑洛地区北部和中部的伊洛河流域，靠近河流交汇处及沿干流分布。

理想化的土地资源毕竟有限。来自国内黄河中游的考古发现证明，进入仰韶时期聚落开始了大发展，村落越来越密集，社会发展明显加速。套用重瓣花朵说，在华夏文明萌发的过程中，山东地区、中原地区、长城地带、辽西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鲜花盛开，花瓣饱满鲜艳，古人似乎有着无限可能性，可人口一多，选址就会是难题。文明的怒放，需一大片肥沃又避险的土地。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在太平洋岛国上观察到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关系，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简言之，人口密度高时，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农民，但他们被调动起来去专门从事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从而产生剩余的粮食去养活非生产者。在人类向文明状态转变的过程中，既需要人口数量，又需要密度，两者需要共同作用以推动文明化的发展。

严文明的结论是，中华文明出现是在5500年前。在那之前，仰韶文化的遗址显示村落里边居所差异性不大，墓葬也差不多。距今5500年始，一些典型的贫富差异出现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出了宫殿式的房屋，足有200平方米大，墓葬和用具也是颇为特殊的，专属于某个阶层。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大房子出现了，墓葬也分出了等级。此后，多地出现了城墙，城墙的目的绝非抵御野兽，而是说明人类之间的战争开始了。再之后有城墙宫殿的基址中竟然发现了用人与牲畜来奠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有了多余财富，阶层分异出现，有些地方人开始不把人当人看，奴隶、贵族、战俘、主人，分异变得愈发鲜明，所谓的文明出现了。

走向中原

如果按照社科院出版的《商代史》推算夏朝的人口270万，夏之前人口只会更少。可就在那个时刻，汾河边上出现了一座夯土大城，陶寺。陶寺向西向北过了黄河，陕北高原上有另一座大城，且是石头垒成的城池石峁城。百万级别的人口，其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门槛，剩下的则是人口密度了。人口要相对聚集，多交流，多碰撞，产生文明的火花。

我们看仰韶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分布图不难发现，村落基本分布在河流的两岸台地上。先民们既要得水之利，又要避水之害。黄河彻底出山以前渭水、汾河还有黄河干流的台地，都是两种文化的主要聚居地。可当黄河出了山，过了郑州开始摆动以后，两种文化的遗址就少多了，山东丘陵地带大汶口文化遗址相对密集，因为那里是丘陵地带，并且村落也远不如黄河中游密集。华北平原上仰韶和龙山文化的一个密集区域是太行山脚下，这里地势相对高，土地相对干燥。

当远古人类聚集于城市之中，可建房材料还主要是夯土和芦苇草席的时候，其实先民们遇到的麻烦是很多的，恐怕最大的威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台风暴雨。和夯土为主的城市屋宇相比，半地下式的茅草房里的乡村农耕生活对暴雨的忍耐程度或许还高一些。

中国最早的瓦片出现在什么时候？最多的说法是出现在陕西岐山县西周早期宫殿遗址，不过，按《周书》记载，神农作瓦器，神农氏所在的时代要早得多了，有了瓦，宫殿和城市里的房屋就不怕暴雨了。

2002年，陶寺遗址出土了104片陶板状器物残片，经判断是瓦片，这就把中国瓦片历史前推了千年，后来，考古人员又在陶寺西北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发现了瓦片，石峁和陶寺时期相当，有了瓦片，人类的聚居生活免去了一个忧患。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处于王国时期的文明是从汾渭盆地开始的。

提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宫室，后世有所谓“茅茨土阶”的表述，意思就是哪怕是帝王所居，屋顶盖的也仅仅是茅草，台阶再高也不过是夯土所筑。这当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那时的高台阶厚茅草应该已经足够威严。其实我们不妨通过黄河大小支流边上的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村庄去想问题，那里的土地里埋藏着众多的陶罐，仰韶是彩陶，龙山是黑陶，我们不仅为陶罐的图案所折服，更为先人烧制的技艺和智慧感叹。既然陶罐能盛水，陶片挡水按理说不难联想到。只不过满房顶放上陶片，对于半地下穴居的石器时代的人类还是太奢侈。一旦社会财富膨胀到一定程度，阶级分化到一定程度，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按理说不会吝惜把陶片放在房顶挡雨。其实在比殷墟年代更早的郑州商城，学者们也曾发现了成片的瓦当。

当然，我的这些随想还是太个人化了，只能作为旅行途中的个人感想，文学属性多过科学性写作。在明代以前，尽管我们已经有了秦砖汉瓦，民间的房屋山墙还是泥土墙，为了防止被雨水淋塌，屋檐还要悬挑出来，房顶称为悬山顶。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技术水准即使达到了某种高度，如果社会财富不足以支撑，好的技术还是没办法进入寻常百姓家。

不过从传说中不难看出，三皇五帝，那可真是一个技术飞跃的伟大时代，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奚仲发明了车，仪狄首创了粮食酿酒。古人的能力有了巨大的飞跃。

后来古人有了更强的能力，学会冶炼金属，还有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够征集调动大队的劳力了，他们就渐渐地从被太行山和秦岭保护的桃花源迁徙了出去，去沐浴中原更广大的土地上的风雨了。如今，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前面挂上了夏都的称谓（存在争议），按照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的说法，那里出现了广域文明王权国家。伟大的中华文明先在汾渭盆地的桃花源里孕育，继而出走中原成长壮大起来。而随着中原大地河流的疏浚、沼泽的开发，夏商周三代也在更广阔的平原地带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