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明确提出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政策导向，自此央企总部外迁拉开序幕，2014年到2018年，每隔两年就会有央企总部迁出北京。但是，去年以来，央企总部外迁的进程明显加快，大力迈进实质性阶段。

　　2021年有7家央企总部乔迁或宣布搬迁，相较此前两年迁出一家明显提速，涉及到上海、深圳、武汉、雄安新区和江西赣州，包括在京外落户的中国稀土集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中国星网集团、中国中化控股，以及选择外迁的中国电子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媒体指出，未来北京三环内原则上将不再有央企总部，其二级单位“应走尽走”。密集出京，加速选址，这是央企总部们面临的任务。对于重庆来说，又该如何把握这波搬迁浪潮带来机会，突破目前央企总部为0的局面？这是今天重庆马路社重点要讨论的话题。

　　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央企起到顶梁柱的作用。目前，中国共有120多家央企，包括97家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管理企业、26家中央金融企业、4家行政类央企、3家文化类央企。它们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息息相关，不仅覆盖核电、军工、航空等领域，在人们生活相关的电力、能源、通信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对区域的产业、创新等发展也承担着开拓和引领的任务。一般来说，社会将国资委管理的97家非金融类央企，视为承担主要经营功能的产业类央企。目前97家产业类央企，2/3以上位于北京，其余分布在上海、广东、香港、澳门、河北、湖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西、四川。

　　在不少人看来，央企总部集中在北京，主要和历史沿革、国家政策等有关。有一部分央企的主体从设立起就在北京，还有相当一部分央企通过行业内国企重组而来，选择总部时也更倾向于北京，主要是考虑到央企承担了国家层面的产业、创新、民生等任务，把总部和主管机构设在北京，与出资人机构、其他部委进行沟通交流会便利不少。此外，北京作为首都，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总部“扎堆”的情况，并助推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

　　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央企总部过于集中在北京的弊端逐渐开始暴露出来，在催生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加重其城市运行负担的同时，还不利于首都功能的有效发挥。

　　2014年，中央对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央企总部离京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2017年9月，北京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四个中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此同时，随着央企市场化发展不断深入，总部集中在北京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而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资源、贴近产业链上下游，更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由此可见，在落实中央关于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决策部署，以及央企加速视察改革的双重考量之下，央企总部加快外迁将是大势所趋。

　　上文我们说过，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央企起到顶梁柱的作用，因此，其总部的落地，对于当地而言，不论是总部经济发展、重塑产业链、高端人才引育，还是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等等，都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集团和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三峡

　　集团在回迁当日便与湖北省签署新增投资项目3000多亿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到长江大保护合作、推动湖北能源做强做优做大、推动“双碳”合作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等六个方面。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与三峡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谋划合作项目1500亿元，宜昌市与三峡集团签署《“十四五”时期战略合作协议》，谋划项目投资1138亿元。换句话说，三峡集团回迁带给湖北省5500多亿元的“见面礼”。

　　不仅如此，三峡集团回迁后，能源产业链上的10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也将随之在武汉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上下游企业会为武汉提供一批较好的就业岗位与稳定的税收，并为武汉及湖北在绿色能源、零碳环保等领域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正因为如此，随着央企总部外迁加速，不少地方正加快谋划出台“接央企落户”的方案，各地争夺央企总部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不久前召开的安徽省“两会”上，郑磊委员建议，安徽省要将央企落户安徽纳入“双招双引”总体布局的重点工作之一，密切跟踪央企向外迁移动向，加大与央企对接洽谈力度，定向整合现有优势资源，做好央企落地服务保障；上海市不断加大扶持政策力度，对原有的软性支持政策进行了升级，特别是在2022年，考虑到央企总部的用人需求，对于总部人员和亟需的人才户籍落户给予了明确的支持。

　　陕西省政协委员刘小强建议，应该抓住央企总部搬迁的战略机会，主动积极对接企业、出台优惠支持政策，加大引进央企总部入陕工作力度；河南早早付诸行动，省国资委接触过不少央企，拿出诚意，向对方表达了希望其在河南设立新总部的期望；青岛正在打造的央企“国际客厅”将规划建设央企总部基地，为日后央企总部落户提供硬件支撑。

　　就连江苏县级市—启东，也不想错过央企总部外迁的机遇，今年1月30日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引进央企总部的工作方案》，其中就提到“今年力争招引1家央企总部，提供央企总部有效项目信息不少于20条”。

　　重庆争取央企总部落户，实现“零”的突破，客观来说很难。一方面，不论是上海、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还是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都想抓住央企总部外迁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和城市发展能级，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央企总部的争夺将会异常激烈。

　　另一方面，目前来看，除了因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而设置的雄安新区，打算外迁的央企总部更多青睐长三角和粤港澳，更准确一点是上海、深圳、广州。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具有人才富集、创新能力强、开放程度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与央企总部外迁“贴近市场、贴近产业链上下游”的原则，不谋而合。

　　上海

　　比如，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去年从西安迁入上海，无疑是看中后者是全国制造业龙头，这里的人才资源和产业基础更雄厚，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更高；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入深圳，则是因为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不过话虽如此，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枢纽城市，重庆争取央企总部落户，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一是重庆本身就有国家战略布局的传统。回顾重庆近现代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重庆崛起的背后与开埠、陪都、三线建设、直辖等，外部企业大规模迁入息息相关，尤其是1960年代，重庆凭借着其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初步建立以机床、汽车、仪表，以及直接为国防服务的造船、航天、核工业、常规兵器制造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并在较大程度上加快其现代化进程。

　　二是战略优势突出。近年来，中央对重庆提出了“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这意味着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使命。

　　三是国家政策优势。去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等重大规划公开发布，明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以及全国交通四极之一，并赋予重庆为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西部金融中心、西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等定位。

　　四是制造业中心优势。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有22个产业产值达到百亿级，已形成亚洲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中国最大的汽车产业集群，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手机产量占全球十分之一，摩托车产量占全国29%，装备、材料、消费品、能源、农副食品加工等产业产值均达到千亿规模。

　　如此看来，重庆可以依靠现有的产业基础以及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等优势，抓住央企总部搬迁的战略机会，主动积极对接军工类、物流类、先进制造业等方面的企业，出台优惠支持政策，加大引进央企总部入渝工作力度，同时还把上述领域的央企的研发、销售、结算、信息处理等功能型平台也纳入重点考虑范畴，进行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