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电视剧《狂飙》迎来了大结局。自1月14日开播以来，《狂飙》播出热度一路攀升，成为2023年开年最火的“出圈”作品。
《狂飙》的故事背景横跨2000年到2021年的二十多年，而这二十多年正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5.39%提高至2021年的64.72%。2021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亿人，是2000年4.59亿城镇人口的两倍。
腾讯研究院《WeCity·未来城市 智慧城市的进化之道》报告
这场城镇化的盛宴让中国的城市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为人口的涌入提供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城市建设行业也水涨船高。但城镇化早期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部分从业者和官员法律意识淡薄，让城镇化进程成为各种犯罪孕育、 发生和发展的温床。
飞速城镇化进程中产生城乡断裂和杂糅，摄影：Justin Jin，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电视剧《狂飙》的主线，是以高启强为首的犯罪团伙滋生、发展、覆灭的历程，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背后的“隐秘角落”。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据新华社2021年《雷霆亮剑——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披露，交通运输、矿产资源、建筑工程、服务娱乐等传统行业是黑恶势力染指的重点。通知发出后，各地积极响应，严查狠打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而建设工程领域则是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心。
为何涉黑涉恶格外青睐建筑工程领域？原因无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巨大，各方面的诱惑太多了。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与警示》
城镇化不仅仅是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么简单，而是一项复杂困难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城市“成长培养”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大。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新增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住房3至4亿平方米、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吨）；每增加1个城市人，就需要新增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
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让建筑业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建筑业总产值29.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5.63%，超过经济总值的四分之一，是绝对的支柱产业。
中建协《2021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为了牟取利益，各地建设工程领域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频发，表现在通过暴力、软暴力等手段，控制、垄断混凝土、土方工程市场，影响、阻碍重点工程施工等。此外还包括建筑砂石采砂供应、建筑垃圾清运、恶意竞标、强揽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煽动闹事、在施工渣土运输中阻拦施工、强揽生意等。
作为一个传统行业，一个大型建筑工程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审批、拆迁、招投标、发包、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材料设备采购、工程款结算、梭工验收、公用工程配套等大量流程，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利润高昂、环节多、审批流程繁琐，存在大量可操作的灰色地带。加上建筑市场竞争激烈而没有秩序，为了谋取非法个人私利，有些企业或个人不惜孤注一掷，以身试法，对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行贿受贿及索贿，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沦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海南海花岛，摄影：游旭东
除此以外，影响更为深远的可能是项目规划、立项阶段的灰色操作。如海南海花岛项目，恒大集团在时任儋州市委书记张琦的掩护下，恒大“化整为零”，将填海项目拆分成36个面积小于27公顷的子项目分开审报。2019年9月，张琦落马，《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披露，张琦利用担任儋州市委书记职位之便，违规推动海花岛项目，涉及填海总面积783公顷，使得不过关的项目得以推进，该禁止的项目得以审批，造成大面积珊瑚礁和白蝶贝被永久破坏。中央将此定性为“鼓了钱袋、毁了生态”。
一名志愿潜水员在海南岛附近的亚热带水域检查移植珊瑚的生长情况，摄影：Yang Guanyu / Alamy
《狂飙》里张颂文饰演的反派高启强，起初只是一个卖鱼的小贩，最终成长为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而助推他成长发迹的起点，正是他借助莽村拆迁一事，加入“京海建工”，并一路做到了总经理、董事局主席，参与到京海市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
《狂飙》剧照据《狂飙》的导演徐纪周介绍，高启强的原型人物有多个，分别是黑龙江李氏三兄弟案、辽宁徐长元案和广东曾仕权案。这三个案件都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破获的涉黑案件。
201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成功打掉以李伟、李桐、李建"李氏三兄弟"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集团。而“李氏三兄弟”的罪状是“非法垄断工程，牟取非法利益，涉嫌串通投标、强迫交易犯罪”。
徐长元曾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级干部，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2019年1月5日，徐长元落马，罪状之一是“违规安排下属变更国有土地使用人权属用于他人贷款抵押，违规决定毁坏和占用林地进行项目建设，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曾仕权案则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曾仕权、柯钜威分别在广东省高州市网罗闲散人员组成团伙，通过暴力、威胁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曾仕权等人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部分河段的河砂开采，非法获利2.7亿余元人民币，主犯曾仕权、柯钜威后来被判无期和死缓。
高启强的三个黑恶原型，都涉及到建筑工程领域，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过去二十多年城镇化进程导致的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
图一："李氏三兄弟"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集团审判现场
图二：惭愧落泪的徐长元
图三：广东茂名曾仕权案依法办案审判现场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卖地收入逐渐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通过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轻易获得巨大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回看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社会冲突，“强拆”或许是其中最为激烈、也最具代表性的名词。其根源是基于城市拆迁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与利益追求的复杂性。
彭小兵、巩辉、田亭在《社会组织在化解城市拆迁矛盾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架构》一文中认为，拆迁一事中，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三个直接利益主体的博弈地位并不均等，大部分被拆迁人通常被排除在拆迁决策和利益配置谈判之外且无利益的表达机会和合意的表达途径，被拆迁人通常只是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对被拆迁人来说，有关城市拆迁政策、制度的制定、城市拆迁决策的推出，被拆迁人通常没有机会参与。城市拆迁尽管可能有成文规定甚至法令，如关于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政府官员可以绕过或改变此项规定、甚至故意留下可资利用的漏洞，那么，这项规定或法令亦不能视为制度。而在城市拆迁中，地方政府是一个掌握了“规则”和“资源”的能动的行动者，而非受“制度”约束的“中立者”或“第三者”。
一边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一个是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一拍即合。为了更快的获取土地、推动建设，垄断、欺诈、暗箱操作和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也成为孕育“高启强”们的温床。
在《狂飙》里高启强操盘的众多建设工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将旧厂街改造为情侣大街的城市更新工程。高启强领着指导组徐忠组长及其下属，参观将旧厂街改造成情侣大街的工程时，他直言自己几乎没有赚什么钱，只是想回馈自己的邻里乡亲。
不管高启强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这背后有一个长久以来存在于城市更新进程中的实际问题：企业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收益和政府职能的缺位。
自2000年1月1日起，我国现有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已施行了2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
《狂飙》剧照多年来，“最低价中标”几乎是建设工程中标的铁律，但“最低价中标”与“提高经济效益”并非一体两面。一分价钱一分货，“最低价中标”催生了大量缺少诚信的施工企业，精力放在“低中标、勤签证、高结算”上，而不是放在施工管理上，既不能“提高经济效益”，也不能“保证项目质量”，更加导致无数诉讼、浪费司法资源。
随着城镇化的减速及现有城市结构逐渐老化，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旧厂街改造”的建筑工程出现在市场上，如果相关企业在其中无法实现正向的经济收益，不能为施工企业留出合理利润空间，那他们只能从别的渠道获取不合理的高收益，少数不计成本的精品案例也可能只是为了应付领导视察，那对于城市更新或许不是个好消息。
除了法规的滞后，地方政府在某些职能上的缺位和不合理诉求也是城市建设中诸多弊病的原因之一。如十多年前流行的“土地一、二级捆绑联动”，当地政府为了快速完成棚户区改造目标，规划出大片的“生地”，然后寻找有实力的开发商，将此地块上的土地征用、拆迁整治、安置房建设和市政配套工程等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土地一级开发，交由开发商完成。当土地整治完成，地块“招拍挂”时，政府确保该开发商获得对此地块的二级开发资格。
贵阳花果园
开发商为了收回前期花在土地征用、拆迁整治、安置房建设和市政配套工程上的成本，会尽量压缩基建成本，抬高土地容积率，从而在现实中造就如贵阳花果园一样的“城市怪物”。
在《狂飙》中，时任青华区区委书记孟德海在明知高启强涉黑涉恶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完成莽村拆迁、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仍然选择将工程交给“有开发实力”的京海建工，就是这种政绩上不合理诉求的体现。
结语:
《狂飙》的走红，除了精彩的剧情、主演们的精湛演技，整个故事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也是这部剧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与以往的黑白分明的“扫黑除恶”剧不同，在高启强的每个人生阶段，我们都能找到他做出抉择的原因和清晰的外部环境，并且他的行为并没有在原有的体系中得到纠正，让他能乘着城镇化的春风，把京海变成“高家的地盘”。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逐步放缓。在度过早期的野蛮生长阶段后，以往重量不重质的发展观念被逐渐摒弃，“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城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
面对城镇化中的“隐秘角落”，在持续“扫黑除恶”的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破除不合理的建设诉求、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建筑工程行业环境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高启强”们没有可以滋生的土壤。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