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

为了提升社会组织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主动协商的意识，更好促进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特别策划“基金会参与社会组织协商”系列专访。本期发布对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冯志刚的专访内容。

▲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

CFF：您怎么看待我们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系列访谈这件事？

冯志刚：我做了近二十年媒体人，从新闻的角度，这个话题非常有新意。现在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做一些推动公益慈善的发声，策划站位很高。我相信这件事本身在行业内部也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CFF：2018年，您当选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新闻出版界委员。在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历次会议上，您提过哪些与公益慈善相关的提案？这些提案的办理情况如何？

冯志刚：平均每年我有4-5个提案，关注的领域比较宽泛，偏重于民生与社会福利保障，以及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我今年的提案非常具有针对性，是关于完善浙江省慈善组织赋能助推共同富裕的话题。（注：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于2022年1月16日至20日在杭州举行。）去年浙江省被赋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省里从政府到各界对第三次分配和怎样助力共同富裕的关注度特别高。

冯志刚参加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图/受访者本人）

在政府相关会议上，我们基于浙江大学的课题和浙江省委统战部专家咨询委的意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共同富裕怎么惠及低保人群？截至2021年6月底，浙江省共有低保对象60.58万人、低保边缘对象17.65万人、特困人员3.52万人，共计81.75万人。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让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效果更好？我和多位专家做了很长时间调研，形成了这次的提案。

我们在提案中首先讲了浙江省慈善组织总体发展存在的三点问题和不足。第一，全省社会组织中认定为慈善组织的仅占1.5%。社会组织7万多家，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只有900多家，比例不高。第二，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资金募集、决策管理、监督能力不足，难以可持续发展。第三，慈善项目同质化严重，慈善服务质量不高。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几个原因：一是慈善组织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并存，二是人才支持政策不足，三是税收优惠激励政策不足，四是缺乏联动机制，五是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慈善氛围。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又提出了五点建议。

政协提案一般有个人提案和集体提案两种，集体提案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在今年提交这个提案时，我联合了10位委员一起发声。目前这个提案已经立案，并已交办到浙江省民政厅。

这几年，我在公益慈善方面提了六个提案，包括：关于政府整合社会资源，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提案；关于加快社会组织发展，适应基层治理需要的提案；关于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提案；关于媒体在公益慈善行业发挥作用的提案等等。

此外，我也关注妇女和儿童等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救助和帮扶事实孤儿，保护被性侵的未成年人。这几年，我联动了新闻出版界、社会科学界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界的政协委员，还有浙江省人大代表。这里面有不少媒体人、公益人，包括一些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比如青山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张炳钩，这样可以形成合力集体发声。包含慈善公益类提案在内，我先后有20多件提案，办理回复的都很好，我也满意。

CFF：除了提案之外，您还以政协委员身份参与过哪些事务？

冯志刚：政协委员，除了参加两会提案，日常参与的事务也不少。第一，参加“委员会客厅”。委员会客厅是从浙江开始的，希望委员平常联动自己界别群众，关注社会的某一个领域。最近，我正在申请关于“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委员会客厅。前两天，浙江省政协分管委员会客厅的马光明副主席还专门提出要到我即将申请的委员会客厅看一看，他觉得把第三次分配里公益慈善的要素拿出来讨论协商，这个会客厅抓得非常精准。

冯志刚（左二）参加省政协调研“双碳”主题调研和委员会客厅活动（图/受访者本人）

第二，参与“民生协商论坛”。浙江省政协刚刚印发“浙江省政协重点工作任务分工的方案”文件，其中就有浙江省政协的民生协商论坛。民生协商论坛级别很高，由省政协主席亲自主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每次论坛有一个主题，我今年参加的论坛与“公益慈善与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有关，同时我还关注由省妇联牵头的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的论坛，以及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的论坛。此外，浙江省政协还有“民生议事堂”和“请你来协商”的平台，通过这些非常小的载体，可以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进行日常沟通。

特别强调一点，政协和人大的监督是不一样的，政协是“遇事多商量，遇事好商量，遇事会商量”，我印象非常深刻。总是责骂、指责，没有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坐下来商量。光是“多商量”还不行，还得“好商量”，心平气和地商量，最后达到“会商量”。

第三，我经常会去调研。国家重视碳达峰碳中和，为此我们去了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还有做光伏发电的正泰集团，在浙江这些做“双碳”特别好的地方调研，大家围绕“双碳”进行讨论。我每次发言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讲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要注重绿色环保，参与社会治理，未来要接轨国际，重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于我们业内来说，这个话题已经很老了，但是对他们来说，企业ESG的概念很新颖。浙江最有名的就是浙商，截至去年底，浙江有906家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约300家，说明浙商力量非常大。政协委员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2019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政协委员，2020年成为首届浙江省“最美政协人”，还入选了“政协70年70人”，靠的就是自己在公益慈善领域的体验和表现。

这几年，通过政协平台，我个人获得了很大的成长。我开始做政协委员是2018年1月，那年我40岁，今年我45岁，这一届政协工作就要结束了。做了近二十年的媒体人，一直通过媒体来发声，现在看来媒体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局限，看的东西面广但不深。我2011年开始做公益慈善，是“免费午餐”的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觉得人生应该有个转轨，比如通过做公益慈善，可以让我看到更加立体的社会。我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接触到很多决策层、很多行业精英，也可以接触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底层人群，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当视野通道打通之后，对这个社会的立体画像会越来越清晰。

CFF：自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被纳入顶层设计议程。相比人大、政协等协商渠道，您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现状有何总体认识？

冯志刚：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专业术语，我的思考还不够成熟。最大的感受是，政协委员多是社会某个领域的专家或精英，人大代表可能更多是劳动模范、基层一线优秀代表。在政协，中共党员占30%，党外人士占70%，我自己是浙江省农工民主党党员，这些民主党派发挥的作用很大。新闻出版界除了我是记者，还有《浙江日报》的同仁，总体领导干部比例高。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也特别多，比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浙江传媒学院院长徐小洲。目前政协里委员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能够代表他所在的界别或者界别群众的声音。

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出版和社科界委员在一起，左二为冯志刚（图/受访者本人）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浙江省社会工作师协会会长杨建华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公益导师。他研究的是社会学，他每年列席省政协会议，经常到我们的界别组来，听我们讨论一些弱势人群的事情，他非常有感触。他是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们的声音非常重要，有的信息会直接给到省领导那里去。

政协里面敢说的人特别多，只有敢说，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每次政协会，政协委员们会对政府工作报告、两院报告提出非常多的建议，这是一种担当精神和责任。

浙江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为新冠疫苗花了好多个亿，我们就要问，这钱怎么花的？政府应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花费这么大？全省建乡村文化大礼堂也投入了好多个亿，我说文化大礼堂建起来了，如果用不好，过几年就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大礼堂，所以千万不能做面子工程。文化大礼堂现在看来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当然，该用的钱还是要用。我一直提出，能不能把一些钱真正用到浙江78.23万低保或低保边缘人群的生活提升上？

同时，每年有10多个政协委员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很多省领导都会参加聆听。大家发言，关注的不只是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社会治理和协商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几年下来，整体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里，每次参会坐下来一看，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居多。我一直在呼吁，能不能让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入选“两代表一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

冯志刚参加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讨论发言（图/受访者本人）

今年过年前后，浙江省民政厅要围绕“善行浙江”出台政策，我最近拿到了浙江省民政厅牵头起草的《关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助力共同富裕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提到要培育社会组织，推动慈善信托，落实和完善慈善税收制度政策，健全慈善保障制度，加快慈善项目研发，开展慈善领域的山海协作，推进慈善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加强慈善工作的力量和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构建慈善话语体系。十点，每一点都非常清晰。我特别欣慰的是，在健全慈善保障制度方面，提出要建立省、市、县三级慈善表彰体系。原来浙江只有省级慈善奖，很多市、区是没有的。

还有，文件提到对政治过硬、作用明显、贡献突出的企业和个人，作为慈善典型，纳入“两代表一委员”的推选序列。政府这样引导非常好，就应该吸纳更多在公益慈善领域有一定话语权的，对基层特别了解的，对社会有情怀的，对公益慈善事业非常专注、专业的人进入“两代表一委员”的序列里，给政府提供对社会不同视角的认知。

当前，借着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第三次分配试点的春风，浙江有了很多变化。我发现，今年浙江省一个很大的趋势，是在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换届中，涌现出了特别多在当地非常知名的社会组织负责人。最少有10多个，永康阳光爱心义工协会会长徐美儿当选了金华市人大代表，开化商企义工协会会长方华娟当选了开化政协委员，德清晨曦社工总干事严娅凤是德清政协委员，新浪浙江总编辑余丹凤当选了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委员。五年前，关注这个领域的就那么一两个人，现在力量越来越壮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更加多元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现在的基层治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已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

CFF：您是新闻出版界的政协委员。对于公益慈善领域新闻媒体的现状，以及新闻界人士参与公益慈善的现状，您有何观察？新闻媒体在社会组织协商这个大命题中，可以发挥怎样的角色和价值？

冯志刚：行业专业媒体，在推动公益慈善进步的过程中有一定作用。但无论是从影响公益慈善领域的政策的角度，还是我们做事情本身的角度来说，媒体人关注得还是太少了。在公益慈善这个生态系统里，媒体是缺位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冯志刚在映秀重灾区采访（图/受访者本人）

公益生态圈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学界等等。这几年政府已经在发力，企业也一直都在承担社会责任进行捐赠，学界的关注度也很高，包括基金会论坛的平台都在极力推动。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也在探索从媒体的角度怎么做公益。几年下来，我觉得局限性还是挺大的，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站位可能出了问题。媒体在公益慈善生态圈里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定位？如果一个媒体人进入这个圈子仅仅为了写报道，没有参与公益项目的运作，这是不完整的；但如果一个媒体自己去做社会组织和基金会做的事，本身可能做不好，也是在失去自己的定位。媒体人要成为闭环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把社会组织、学界、政府和企业“圈”起来。

大众媒体可以发声，通过整合资源，提出一些理性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专业媒体缺少大众媒体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往往为了报道而报道，报道完我就不管了，这其实是不对的。媒体的监督角色非常重要，中立思考很难，媒体日子不好过，媒体的监督角色弱化，有的时候变成了迎合，成了捐赠人对外做品牌的工具。媒体往往为了一些小的利益，丢掉了自己最核心的东西。专业的公益慈善媒体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位上，想清楚自己真正想影响的是哪个人群。

你们基金会论坛的年刊做得特别好。虽然印数少，但我每年都能收到你们的材料，这份刊物能影响到我这样特别关注这个领域，还特别乐于投入和参与决策的人，其实就够了。这份刊物如果有定价，我肯定要买一些当礼物送给别人——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群，但他们没有这份刊物。这么多年，你们的年刊真正做到了“在我们身边”，当然这里面有些观点我也不太认可，但是我愿意为它买单，因为这份刊物是有思想、有观点的，是我真正需要的。另外，我到北京去，一定要看看你们长青图书馆存的那些非常稀缺的好书，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们也全力支持。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刊封面图（图/CFF）

CFF：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一小批基金会之一，业务主管单位是浙江省妇女联合会。妇联既是人民团体，也是政协的专门界别之一。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妇联系统既能参与政协协商，也能参与人民团体协商，还能参与社会组织协商。您如何看待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冯志刚：浙江省妇联作为我们的主管单位，一直在给我们做赋能工作，全力支持我们发展。基金会首先是一家社会组织、慈善机构。这几年我们基金会发展比较快，从2014年专职运营只有两三个人、一年筹款几百万元，到2020年筹款达到9600万元，去年筹款6800多万元。

基金会要筹钱，还要做项目，是一个爱心中转站，前提是一定要在社会上发现需求。我们基金会发现的妇女儿童类的需求有两部分，一是兜底救助，比如对大病儿童和妇女的救助，对家庭因病返贫、因变故返贫的低保人群的救助。在此基础之上，另一部分是赋能。今年我们提出一个目标，未来五年要针对乡村妇女儿童进行赋能，包括助学、助医、助困、助残等等。

基金会解决资金的问题，做好两件事：把钱筹好，把钱花好。说着容易，做好挺难。目前我们基金会有28个专职，加上实习生共30多个工作人员，是浙江基金会里最庞大的一个团队，硕博研究生和社工系的毕业生特别多。这些伙伴的专业素养很高，项目设计、策划、执行的能力很强，但是年轻的孩子们整合上层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偏弱的。

浙江省有19万妇联执委，有省、市、县、镇、村五级妇联体系，残联和共青团到了县级、镇级就没了，但妇联能到村里去。浙江省有3000多个“儿童之家”，其中100多个省级的是交给我们来运作执行的。在做这些公益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会调研发现很多社会需求。我经常跟伙伴说，我们项目好不好、精不精准，是由我们的脚在农村踩了多少泥土决定的。有空了，你就下乡下村，去当地社会组织和妇联了解当地的需求，让每一个项目都能击中一个社会痛点。我们的“焕新乐园”项目做困境儿童的居住环境改造和家庭陪伴；我们还做了女性两癌的救助和帮扶，通过保险的形式解决大病的问题，这两个品牌项目拿到了很多奖项荣誉。

冯志刚（右）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图/受访者本人）

我们在全国合作的社会组织有400家，在浙江省合作的社会组织有270家，对妇联来说，我们基金会是妇联落地帮助妇女和儿童的最好的抓手。基金会通过各地妇联和各地合作的社会组织，把各地的需求反馈上来，了解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可以写内参，也可以用日常提案的形式提报给妇联和省政协。比如最近的家暴问题，特别是前两天丰县的事情，基金会和妇联的干部关注度特别高。我们也在针对这个社会问题反思：我们究竟是要解决拐卖的问题，还是解决基层治理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中基层治理是缺位的？

基金会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很多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和上层政府之间的沟通。当然，不仅仅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还有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政府常常让这三家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来做政府购买服务的事。我们这些慈善机构能够打通和整合社会力量，有的时候行业里面出现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发声。

一个慈善机构，特别是基金会设计公益项目，首先一定要针对真实存在的需求，第二要在能力范围之内，第三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但是，一个基金会一年做的事也就那么多，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目前还是偏向于兜底救助，偏向于解决妇女和儿童的基础生存的问题。我们未来五年的规划是变成一个枢纽型基金会，回归到基金会的本位，尽可能少地自己做项目落地，避免挤占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匀出精力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整合资源，设计项目，建立标准化体系，指导社会组织去做执行。

现在，我们很多公益项目都注重对社会组织进行赋能。最近的两个项目，一个是“福鹅伙伴赋能计划”，我们申请了腾讯的30万资助，针对社会组织赋能一年，不仅上理论课，还要“课程加陪伴”。这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到我们基金会上班一个月，进行一系列学习，设计项目，做财务，做传播。另外一个项目，我们想针对县域社会组织赋能。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400多家社会组织能力参差不齐，有的不要说把事情做好，不带来舆情已经非常不错了，怎么办？要解决他们能力的问题。我们在浙江做这样的社会组织赋能项目，希望跟更多省内外的专业机构和平台来合作。

2022年1月，冯志刚在浙江省丽水市走访自闭症家庭（图/受访者本人）

CFF：社会组织协商的核心价值就是公益，是公共精神。您长期以来积极参与行业建设，您之前担任过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现在您服务的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也是杭基会的重要成员。您有无推动或参与推动行业共识形成的经历？对于基金会行业内部的协商、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冯志刚：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是2020年12月成立的。当时最大的想法是，我们浙江基金会这么多，但都是单打独斗，非常零散，公益慈善行业推动的整体力量太弱。我们一直在反思，到底什么是基金会，基金会和其他公益组织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基金会这个行业的属性和共同特征是什么，角色功能的定位是什么。我们发现，基金会行业缺乏基础设施构建，也缺少活力和力量。所以，我们号召13家头部基金会，加上一家媒体，作为发起方和副会长单位，筹建了杭基会。

行业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投资增值、行政支出比例等，这些难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是一个蛋壳，我们敲出一点缝隙，让一些清风进来，一起来推动。

成立杭基会，想做的事情很多，包括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行业自律和公信力建设，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打造等等。

还有一个特别想要解决的是行业的人才紧缺问题。尤其是基金会的秘书长，有很多秘书长的能力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像我这样，跨界来当秘书长，很多专业知识不是很懂，都要重新认真学习。这也是你们的鸿鹄计划那么火爆的原因，我也推荐了好多人报名参加，因为需求在那里。这说明一个问题，关键人才的稀缺，已经严重阻碍了基金会行业的发展。这两天有一个好消息，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的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重视慈善教育，对人才的中长期培养很重要。

杭基会走到今天，也只是从无到有，迈出了第一步。开展很多体系化事情，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和跨界。最近我们在推动一件事，希望在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一个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这家促进会由浙江省民政厅原厅长尚清担任会长，平台更高。我们的想法很朴素，还是要把基金会行业和乐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进步的伙伴汇聚起来，共同来解决目前行业发展的痛点问题。除了刚才说的人才赋能，还有行业协商的话语权问题，需要在争取政府政策优化方面，使出更大的力量。

说实话，我离开媒体，到了基金会，眼光变“窄”了。原来我关注很多，现在每天的精力基本都在关注基金会的发展，刚进到基金会这个领域，做了9个月的秘书长，明显地感到作为一个综合性基金会秘书长的压力。需要处理好捐赠人关系、理事会关系、主管单位关系、基金会内部关系，压力确实挺大的。不过，我有着明确的工作目标和规划，对于这份工作我是非常快乐的，充满激情。基金会的团队非常优秀，我们团结在一起，在做一番最有爱的事业！

2021年9月，冯志刚在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走访困境孩子（图/受访者本人）

CFF：政策对基金会行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中央或部委出台某个社会组织或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时，进一步的落实需要各地政府和广大社会组织共同积极回应。对行业来讲，目前我们似乎还缺少政策性协商的基础和平台通道。倘若基金会论坛在社会组织有序协商等重要公共议题上发力，以期协助政府部门共同开展行业建设工作，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冯志刚：基金会论坛已经做了13年，从最初小范围的参与，到现在每年的年会形成这么大的规模。基金会论坛最核心的价值，是站在全国基金会行业发展推动者的角色在做事，至少是民间层面最大的平台。包括你们整合行业需求的能力，推动行业往前走的成绩，我说实话应该是很棒的。

我之前以媒体人和观察员的身份，现场参加过两次基金会论坛年会。中国目前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型活动，除了深圳的慈展会，就是基金会论坛。我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基金会论坛这样的状态，参加年会可以接触到公益慈善领域和基金会行业最新的成果和观点，就像一个民间大型公益慈善博览会，天南海北的伙伴们集中在这块高地，乐此不疲地来参加。当时我记得还要交门票费用，但是我反而觉得这个会有价值。

当然，包括展会、论坛这样的大型活动，时间久了之后，也会出现疲惫。虽然每年主题、地点不一样，但是一定会有疲惫期。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类似去年咱们一起在杭州举办的长三角峰会这样的小论坛，意义特别大。国家一直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咱们基金会论坛也可以考虑分区域举办小而美的论坛。类似华北、华东、华南、中部、西部，每个大区以1-2个大城市为中心。各地通过开展区域基金会论坛，把本区域内的公益慈善和基金会生态圈调动起来，基金会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能有一个灵活、开放的交流平台。一些活跃的地方可以重点合作，至少在浙江是肯定可以搞起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杭州做了，可以到温州和宁波做，这些地方都非常活跃。在地级市层面，可以把在当地有一定话语权的慈善总会拉进来，两三家牵头搞。

这样，每年各大区域搞一些小型论坛，最后年底举办全国性的大论坛，把各地小论坛上关注这个领域、真正有思考、有想法的精英们整合起来，一起在年度大论坛上“华山论剑”。

基金会论坛发展到今天，不能只是自己埋头做，真的要学会跨界协商，尤其是和党政部门的协商，这是一种态度。你做得好、做得大了，好多人会盯着你看，如果得到党政部门的认可，有人来出席，一起来探讨，就能够做成更多的事。我们讲跨界，首先得找到这个界在哪里。很多党政部门不了解你，不知道界在哪里，怎么跨？跨不过来的，我们要想办法协商整合。

基金会论坛走到今天，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再往上面走，会有疲惫，也会有瓶颈。现在，已经到了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改革问题的时候。

CFF：您对基金会参与社会组织协商的前景有何展望或期待？

冯志刚：基金会和一线社会组织有本质区别，它需要发挥自身的平台功能。我非常期待有更多的基金会，不要局限在自己的服务领域，而是去搭建更多有关慈善公益方面的协商平台，让社会组织有机会就行业发展和公益服务展开研讨协商，发挥社会倡导功能，真正搭建起来社会政策回应社会需求的桥梁，助力社会政策的优化修订。

其次，基金会需要发挥整合多方资源的优势，为社会组织协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专业力量支持、政府力量支持，助力社会组织能够更广泛地实现与政府之间平等信任的新型互动关系。

最后，基金会作为整个慈善公益生态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何在开展公益服务的同时推动更多专业力量的发展、地方枢纽组织的发展，将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规模化推广，是需要去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如何推动行业的良性规范发展，建立有效、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构建良性的慈善公益生态系统，是我们长期的战略目标，基金会需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不断去反思和探索。这个过程，一定会帮助我们不断向前，见证中国慈善事业更多的美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