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因南水北调背负重压 每年配套支出15亿

原标题：生态与经济十堰的痛与梦

位于汉江中上游的十堰，自身并不缺水。自从被确定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以后，这个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鄂西北重镇，开始因为水而背负环保重压。“别人能发展的，我们不能发展，中央补助资金又有限，只能自己花钱上马一些严苛的环保项目。”当地不少官员道出了十堰的困惑。近几年来，十堰市政府官员努力奔走于地方和中央，呼吁国家增加生态补偿资金比例，并参照三峡库区的政策扶持十堰的发展。

黄姜生产加工

被摧毁的支柱产业

“郧县有三宝，苞谷、红薯和龙须草。”在国家级贫困县郧县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其中龙须草是造纸原料，郧县满山遍野都是龙须草。为了南水北调，数年前郧县造纸厂关闭。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决定了十堰山区黄姜鲜姜产量高，皂素含量高，是合成甾体激素类药物和甾体避孕药的重要医药化工原料。在市场拉动下，不但十堰地区黄姜产业发展迅速，并向周边襄阳的谷城、老河口，河南的淅川，陕西的白河、安康等地辐射，形成了以十堰市为中心的秦巴黄姜产业带。黄姜种植和加工能力分别占到全国的36%和44%。

十堰用了20年时间，将黄姜生产和加工培育成地方支柱产业，但因南水北调工程，十堰市的百万姜农和上百家黄姜加工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

但是由于生产工艺落后，黄姜在加工水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高浓度强酸性有机废水，因此素有“废水之王”之称。黄姜因此成为外界质疑污染丹江口水库的“祸首”。十堰市市长张维国介绍，2007年7月，十堰关闭了106家黄姜企业，舍去100万亩黄姜基地，72万姜农减收绝收，直接减少姜农收入6.8万亿元，20万姜农因此返贫。

为确保库区水质安全，十堰关闭转产企业560家，永久减少税收22亿元，每年直接减少十堰财政收入8.29亿元，占到了十堰全年财政收入的7%。然而十堰每年还要配套支出15亿元用于污水防治和生态修复。

每年要配套支出15亿

环保重压下的资金缺口

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市，下辖的10个县（市、区）中，有8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后，十堰被国家划定为“限制发展区域”，这让原本并不富裕的十堰经济雪上加霜。

“别人能发展的，我们不仅不能发展，还要关停。”十堰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为确保库区水质安全，十堰关闭转产企业560家，永久减少税收22亿元，每年直接减少十堰财政收入8.29亿元，占到了十堰全年财政收入的7%。然而十堰每年还要配套支出15亿元用于污水防治和生态修复。

“环保压力大，资金缺口大。”十堰市环保局信息中心主任陈霞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神定河治污一直是十堰的痛，这条河原本是十堰最大的纳污河。上个月，为使排污达到国家标准，十堰对神定河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升级改造，使出厂的水能够达到国家的最高标准一级A。但是，哪怕是一级A的出厂水，如果按照地表水质的标准，只能算五类水。

“国家要求达到三类水的标准。”张维国表示，这样一来，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十堰还要做生物菌处理、人工快渗处理，然后引出河道通过湿地进行处理，从工艺上来说，最终可以达到要求，但一吨水的污水处理成本就多出了0.2元。十堰市五条河流，经过综合测评，完成治理需要17.43亿元。

生态补偿

与“向三峡看齐”

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张维国特别忙碌，他在会上奔走呼吁“国家加快推进十堰核心水源区生态补偿立法”。而“建立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也成为本届全国两会期间湖北代表团热议的话题。

十堰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一名负责人透露，国家对于南水北调补偿资金的分配，陕西要比湖北多，这很不公平，湖北对南水北调的贡献要远超陕西。至于具体补偿数据，该负责人并未详谈。张维国曾透露，国家对十堰城区每年的补偿金只有3000万元。这与10多亿的资金缺口相比，微不足道。他呼吁，国家在南水北调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十堰的牺牲与贡献，加大补偿额度。

三峡库区建设与丹江口库区建设存在很多相似点，除了生态补偿外，十堰也一直在向国家争取“一切扶持政策向三峡看齐”。

2011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后续工作总体规划》，该规划以移民安稳致富为首要任务，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解决历史欠账、脱贫致富、统筹城乡改革、移民分享工程效益，加大阶段性扶持力度，规划总投资1238亿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在即，却还没有国家层面的南水北调后续发展规划。

前述十堰市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给了记者一份三峡库区与丹江口库区主要扶持政策对比与建议表。该表从宏观政策、库区产业发展政策、库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五大方面，比照国家对三峡库区的扶持政策，列出了17条具体建议。

其中，建议国家设立库区水质保护基金，在南水北调中线水价中，按照每立方米2毛钱的标准，附加库区水质保护基金，用于库区生态建设和水质保护。同时，参照三峡相关标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水资源费10%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其余90%按比例（湖北省90%，河南省10%）在两省之间分配。

■ 移民故事

后移民时代致富难题

丹江口市政府旁，年近六旬的马富华夫妇经营着一家小卖店。马富华夫妇的老家原本在丹江口丁家营镇，因为丹江口水库蓄水位提高，他们一家移民到天门市多宝镇。天门市地处江汉平原，由于老两口习惯了在山区生活，前几年，他们回到了丹江口市区做起了小买卖，子女则继续留在天门。

“我这个小店的生意还可以，但要补贴自己的两个子女。”马富华说，以前在丁家营镇，家里有4亩水田和几十亩坡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吃穿用不愁。由于不习惯平原的耕作习惯，搬到天门后，当地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一直闲着。儿子和女儿都在天门市区打零工，他和老伴则回到丹江口经营着这家小店，收入除自己用外，还要供3个孙子读书。“留在天门的两个子女没什么经济来源，孙子基本都是我们供养。”

不仅外迁移民因水土不服而经济困难，留在十堰境内的移民也因土地减少而外出打工。

在郧县柳陂镇挖断岗村，一排排白墙灰瓦的移民新居看起来很是气派。然而，这两个月来，30岁的移民小陈觉得自己发愣的日子越来越多。由于没读多少书，他一直留在家里务农。小陈属于淹地不淹房的内安移民，现在家里按人头算只有1.6亩地，比起原来的10多亩坡地，他很不习惯现在“清闲”的日子。

“明年准备到武汉或者广东去打工，光靠这一亩地，来钱太少。”小陈说，村里跟他年纪相仿的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他要赚够钱给自己娶个媳妇。

张维国说，移民搬迁后一些传统的增收项目因搬迁而受影响，生产发展门路变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