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助养老：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养老方案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岔道村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和77岁的服务对象孙秀兰一起包饺子。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东沟村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志江会定期带着志愿者到东沟村69岁的独居老人翟树兰家里打扫卫生，与老人聊天。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八达岭镇15个村、1个社区都试点建设了邻里互助点，有100多位邻里互助志愿者，志愿者的年纪在25岁到58岁之间，以当地的妇女为主。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延庆区慈善协会以各村已经存在的互助志愿者力量为依托，开始探索在全区开展慈善“1+1”关爱空巢助老项目，并且逐步覆盖了延庆区15个乡镇。
这种基于传统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养老方式被称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近日，国内首份聚焦这一模式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中国老龄协会委托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研基地)，基于2017年至2020年对北京、上海、河北等9省市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状况实地调研完成。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表示，发布这份报告，就是希望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和推动农村互助养老，“使这项适合中国国情、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养老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实施、落地开花”。
农村互助养老迫切也可行
延庆区老年人口8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23.1%。
李志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伴随农村留守老人的增加和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北京市延庆区立足于已有队伍和实践，认为，山区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不宜建设驿站，且大多数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不具备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是这些农村更为实际可行的服务供给选择。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老龄科研基地负责人刘妮娜在发布报告时称。
根据2020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0年，中国农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23.8%，比城市高出8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提高到37.7%，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市场养老有效供给不足。互助养老具有低成本、非营利、多元参与、灵活多样的特点，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动作用，推动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刘妮娜指出，除了现实迫切性，农村互助养老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我国农村血缘、亲缘、自治以及邻里守望传统为互助养老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她说。此外，党员干部、低龄健康（准）老人、妇女等群体为互助养老开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农村养老观念发生变化，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期待降低，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养老方式，为互助养老开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不是一种被迫无奈的选择，而是基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吴玉韶说。
“一村一策”
“我们从2017年到2020年，在东中西部的3个区域选择了9省13市县区的42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刘妮娜说。
据课题组整理，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农村互助养老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发互助阶段（2008年之前），以无偿的村民互助活动为主；第二阶段是政府主导的互助幸福院建设阶段（2008年-2017年）。”刘妮娜表示。
2012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推广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的农村互助幸福院模式——由政府支持、村级主办、社会参与、互助服务性质的村级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各地也在开始建设幸福大院、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餐桌、托老所等各类硬件设施和配套设备。
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在此期间大幅增长。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统计，该类设施从2014年的4万个，到2017年达到了8.3万个。
但硬件设施建成后存在利用率低的问题。“2017年后，政府政策导向逐步由偏重硬件设施建设向互助服务供给转型。这就是农村互助养老的第三阶段。”刘妮娜表示。
课题组在走访调研了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调研后，对中国已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现状做了分析。他们将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划分为资金、运营、服务等。
37个典型案例中，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基金会、村集体、抱团共兑等，运营主体包括村两委、老年协会、社工机构和社会企业等，服务内容则涵盖助餐、生活照顾、精神慰藉等。
以资金来源为例，北京市延庆区慈善协会通过承接延庆区民政局委托的“1+1”助老项目，将互助养老覆盖了延庆区15个乡镇。这个项目中，资金源自政府，依托各村助老服务队执行。互助志愿者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补贴，给老年人理发1次，补贴10元；助医、助洁、助餐，每次补贴20元，助农1次至少3个小时，补贴100元。
另外一些地方在资金来源上则选择了“抱团共兑”。如浙江省杭州市长命村的抱团养老，每对夫妇支付每月800元至1500元不等的费用，用于支付家中请来的厨师、小时工以及园丁的工资。一些地区的老年协会收取会费用于日常互助服务开支。浙江安吉、广西宜州农村老年协会的入会率基本达到100%，会员交纳会费的比例也超过80%，安吉县会费标准为20元至50元/年/人不等，宜州区会费标准为10元至20元/年/人不等。
李志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各地就互助养老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各有特色。
“认识、资金、组织、服务、设施等是农村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的5个要素。互助养老模式之所以在农村地区更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是基于农村特有的血缘、 地缘关系和守望互助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基础。”李志宏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要研究互助养老的多元性、多样性、个体性。“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一定是一村一策，要贯彻多元理念、差异化发展。”
有待提高专业化程度
“虽然互助养老在我国农村发展由来已久，但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非正式的互帮互助阶段，要广泛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目前还面临诸多问题。”刘妮娜说。
李志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农村互助养老发展还面临五大问题，一是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认识仍不清晰；二是资金来源单一；三是农村互助养老相关组织功能尚待充分发挥；四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需错位且质量不高；五是民间互助养老组织和设施缺乏有效管理和运营。”
在课题组调研的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中，开展文化娱乐、上门探望服务的达到100%，但是生活照顾类的仅有70.3%，康复护理类的仅有10.8%。“目前，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主要定位为活跃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临时帮助。”刘妮娜说。
民间存在的互助养老组织也没有得到规范化的管理，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如老年人互助会、抱团养老等，一方面难以在民政部门登记和备案；另一方面，现有扶持政策主要面向实体性养老机构，提供照护类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无法申请政府建设补贴、床位补贴、水电优惠等。
吴玉韶表示，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起步底子薄、基础差，面临着更多难题。同时，农村也有农村的特殊性，应该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
责编：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