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死亡诗社》，主演是罗宾·威廉姆斯，他演一位教师，英文老师基廷，来到一所私立男校教书。学校里的气氛很保守，男孩子们的功课不轻松，要学化学、学拉丁文、学几何……学生们在基廷老师的影响下，喜欢上了诗歌，组织起了一个“死亡诗社”，聚集在校外的一个洞穴里读拜伦读惠特曼，有一个学生，读诗之后变得更积极主动，追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还有一个学生叫尼尔，本来是父母的乖孩子，要上医学院的，被基廷老师蛊惑之后，想去演戏，这让他爸爸勃然大怒，父子两人矛盾激发，尼尔自杀。他爸爸认为，儿子误入歧途，学校负有责任，基廷老师被迫辞职，离开了这所男校。这就是《死亡诗社》的故事，基廷老师想让孩子们领略到世界的富饶，让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生命的激情，但也的确间接地害了一个孩子。

　　《死亡诗社》这个电影，讲的是1959年的故事。我们再来看1968年的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经历，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是真事。1968年，有一个小伙子叫迈克尔·坎宁安，十五岁，在洛杉矶一所中学读书，课间休息的时候，会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去抽烟，有个女孩也老在那儿抽烟。那个女孩儿很漂亮，很酷。坎宁安就跟那个女孩儿搭讪，问她，嘿，你喜欢鲍勃·迪伦吗？那是1968年，每个年轻人都特别有激情，都是潜在的诗人，大家都喜欢鲍勃·迪伦。男孩子接着说，你觉得莱纳德·科恩怎么样？科恩是不是比鲍勃·迪伦还棒啊？女孩儿抽完烟问，那你看过T.S.艾略特吗？看过弗吉尼亚·伍尔芙吗？女孩儿说得很慢，声音也抬高了些，而且说的是这两位作家的全名，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男孩子老实承认，我没看过。

　　第二天，迈克尔·坎宁安就去了学校图书馆，书架上没有艾略特，只有一本伍尔芙的《达洛卫夫人》，他就把《达洛卫夫人》借走了，回家看书。他看不懂伍尔芙在写什么，但他能欣赏那些句子，在坎宁安的回忆文章中，他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读过或者写过这么复杂、这么有力、这么准确、这么漂亮的句子。她的遣词造句就像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拨弄吉他一样娴熟。只有天才才能做到，在率性而为和控制全局之间，在毫无头绪和稳定的形式之间，一次又一次寻找准确的平衡点。”迈克尔说，语言是活着的媒体，那些句子是有伸缩性的，能给人快乐，而且变化无穷。

　　迈克尔后来成了个作家，写了几个小说，《达洛卫夫人》这本书始终在他脑子里转悠。终于他动笔写了一个小说叫《时时刻刻》，还改编成了电影。

　　10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英国小镇上写《达洛卫夫人》，过了50年，有个15岁的学生，在洛杉矶自己的家里看《达洛卫夫人》，这个学生后来也成了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把《达洛卫夫人》变成了电影里的叙述脉络。有一种说法，说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你不知道谁和谁谈得来，谁又在影响谁，他们不是按照文学史的传承来写作，他们有自己阅读的脉络和喜欢的前辈。我们读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不知道遇到哪本书，会突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发现原来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很久以前的某一个作家写过，他穿越时空，讲述他的故事，你捧着书，发觉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贴近你的心，这样温柔熨贴地跟你说话。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