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浇灌了两岸良田，养育了勤劳智慧的民众，还滋润了两岸学校建设和发展。从永济桥一路向南，各级各类学校应运而生。
沿河两岸，有沧州最早的庙学教育，有书院、义学、私塾，有在祠堂、寺庙上建起的新式学堂，也有津南最高学府、最早的新式学堂、最早的女子学校。除了官办教育、家庭私塾外，这里还有长芦盐运使、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几百年的历史长度，数不清举子学人的求学故事，让它们在沧州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些学校有鲜明的大运河痕迹。它们创建年代不同，最早的已历600多年。即使同一座学校，不同年代也常有校名更迭、校址变迁。探究、考证这些学校以及背后的故事，大家常常为一个个新的发现而欢呼雀跃。
庙学·书院
从解放桥向东，走不多远，就到了文庙。老树新绿，掩映着红漆的大殿、黄绿的琉璃、青灰的檐兽。这座代表明清艺术的建筑，就是沧州庙学教育的所在地。
庙学，即官学，这是中国科举年代最重要的教育形式。
运河漕运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为沿线城市举办教育提供了条件。沧州庙学兴盛，文字记载始于明代，而这正是沧州城迁来运河边的时候。
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中记载：“孔子庙在治城西南隅，始建者无可考。明初创修，规制渐备。由明而清，历代均有增修。”文庙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成就了沧州“幞头城”的城市布局，数百年来还培养出无数学子，让沧州成为人文懋著之地。明代，沧州跻身18座“运河名城”之列，既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又有文化教育之功。而这些都得益于运河。
文庙内的洪武学校格式碑文，内容涉及招生来源、名额、师生待遇、学习科目等。明清时期，沧州庙学设学正、训导。作为主管庙学教育的文官，他们还负责生员的教学、指导和考核。
保证文庙正常运行的是学田制度。明清两代，历届沧州官员和长芦盐运使多为文庙置办学田。清末，学田已达200多顷。500多年，学田地租从未被贪污吞没，由此可见教育在人们心中是何等神圣。
自汉至元的1600多年间，沧州士子科举者寥寥无几。到明代，考中进士的有33人，清朝进士77人，两朝共有进士、举人600多人。这一切不能不说得益于庙学。
沧州还有浓厚的书院文化。离运河不远，隐藏着两个历史悠久的书院：明代的天门书院、清代的渤海书院。
在高楼林立、商业繁华的新华路与清池大道交叉路口的东北角里，藏着一个秘密的地方，这就是沧州衙署遗址补山楼。紧邻其东，原有一座小小书院，这就是史料记载的沧州城第一家书院：天门书院。
《沧县志》中记载：“天门书院，在州治东，规制整齐。万历二十七年，巡盐御史毕三才、运使何继高等创建。凡附近州、县优行诸生，不拘民、灶（盐户），取入院会课……天门书院有号房七十五间……清雍正初，升沧州为直隶州，知州重建学院，置考棚八十楹。其时拔取者鼎甲连绵，位跻通显，人文之盛，畿辅首屈一指。迨雍正九年，沧州改隶天津，学院遂废。”如今，它已痕迹全无，湮灭在一片耸立的高楼中。
天门书院被废70多年后，嘉庆年间，另一所书院面世。这就是现在实验小学的前身：渤海书院。
实验小学校史馆中，那些展牌和老照片，复活了渤海书院的昨天：清嘉庆年间，在老沧州城内张家胡同北，渤海书院破土动工开建；道光、同治年间，渤海书院3次重修；光绪年间，书院增修考棚，19年后，这些考棚派上了大用场，天津府试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沧州城内最负盛名的教育机构，为沧州培养出大批才俊……历经200多年历史烟云，渤海书院依然未改教书育人的本色。
在天门书院被废、渤海书院成立前，运河湾处，有一座沧曲书舍。这里流水环抱，花红柳绿，景色绝佳。它由州人张延绪创办，由名师讲学。其时，文人雅士相聚于此，研究学问，纵论古今，畅谈国事，意气洋洋。这座书舍，曾在雍正朝科举考试中连续取得佳绩，因此青史留名。而今，新建的百狮园中，沧曲书舍以灰瓦白墙的形象再现运河之畔。
社学·义学
明清时期，除了庙学与书院外，还有私塾、社学和义学。
沧州一直有重文尊儒、诗书传家之风。有条件的家庭设立私塾，延师讲学。一般家庭的子弟则到社学开蒙。“各坊、里俱有社学，选文行兼优儒生充社师，训诂蒙童。”《沧县志》上关于社学的记载很简单。清代沧州城内外共分五坊，坊内又设里。行走沿河，穿过曾经的严崇坊、北钟英坊、南钟英坊等，脚下的土地、眼前的建筑，也许就是曾经的私塾、社学，行走其间，似传来朗朗书声。
说到沧州城市的底色，不能不提一个“义”字。历史上，沧州从来不乏义士、义民；教育方面，义学也值得一提。义学是专门资助贫寒子弟上学的学校。沧州官宦士绅多兴办义学。长芦盐务批验所大使王凤冈、沧州驻军统领梅东益、辞官回乡后的王雅东、当时的一些名人能人刘凤舞、范清谷等，都办过义学。县志中记载了名字的义学有三所，包公祠义学、秉仁义塾、长芦义学（本报上期曾报道）。3所义学，秉仁义塾位于实验小学中，包公祠义学、长芦义学都在运河旁。
南川楼附近有一所训盲学校，也属于义学范畴。训盲学校的前身就是先斯院。据考证，这里是全国最早的盲人学校。
《沧州市教育志》编写者陈建英，为我们讲述了这所学校两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史料记载，明崇祯五年，湖北举人韩应龙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来到沧州。当时沧州灾害频繁，十室九虚。本来只有督盐之责的韩应龙，“目击而心悲”，捐出俸银，在南川楼附近创办先斯院，用来资助无家可归的人员以及残疾人。
清康熙年间，长芦盐运使署迁到了天津，先斯院却保留了下来。这里的盲人口口相传，留下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沧州有个盲人曾帮助过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书生后来做了大官。他本想报答恩人，却遍寻不得，于是在运河边建起先斯院，用来资助更多的盲人。后来这里开办学校，教给盲人生活技能，算是一所特殊教育的义学。这个故事，还曾被纪晓岚记在《阅微草堂笔记》中。
2015年，记者曾与陈建英一起，在南川楼一带寻访过先斯院。而今故地重游，这里已是一片火热的建设场面。在古香古色的南川楼风情街上，一株老槐树被特意保护了起来。“就是这株树！先斯院的老槐树！”陈建英兴奋地摩挲着老槐树。当年，训盲学校专招10至15岁男盲童，开设算卦、说书、弹弦等课程。如今，它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新学·新校
19世纪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戊戌变法，沧州出现了新式教育。
从解放桥一直往东，过文庙不远，路边一座学校。陈建英说，这就是曾经的牛市街小学，沧州新式教育的肇始地。
那是清光绪末年，留日学生李少峨回国后，受县署委派，在渤海书院旧址创立高等小学堂，不久迁到牛市街新建的校舍。此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沧州大地上。
熟悉情况的老人介绍，牛市街小学的校舍是古典式的青堂瓦舍，由三个大四合院组成，教室之外还有操场、礼堂。学生600来人，开设国文、算学、修身、音美、历史、地理等课程，趋向科学与实用。学校有校旗、校徽、校歌、校训、校服等。据早期革命家沈士敏回忆，他正是在这里开始认识世界的，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牛市街小学历史上几度改名，如今已与东河沿上原有的顺河小学合并为回民小学，校址搬到彩虹桥旁。老校址如今由运河区特殊教育学校使用。同行者中，陈建英等三人曾在顺河小学读书。小时候的事情总是记忆最深。他们一边站在校门前，请摄影老师拍照，一边开玩笑：“我们和运河，是青梅竹马的感情。”
在新华桥与解放桥之间，河西岸曾有新桥小学、白家口小学、菜市口小学。其中，白家口小学就建在法华寺内。当年旧学变新学，民间的祠庙改学堂的事并不新鲜。法华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拆除后其木料建了新华桥。
说到新式教育，不能不提当时的津南最高学府——省立二中，也就是今天的沧州一中。它创建于1913年2月，是沧州现代学校教育转型的标志性符号。实际上，它离运河的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省立二中当初创办时，连校舍都没有，还是借用的牛市街小学的教室。后来经过交涉，最终选定在沧州北门外驻防旗军演武厅教场建立新校舍。从此，旗军训练场成了孩子们求学的校园，朗朗书声代替了铁甲长矛。前些年，沧州一中迁了新校址，如今沧州八中在这里继续办学。
新式学堂创办后，受新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让女孩读书。当时风气初开，男女不能同校，女校于是横空出世。
按县志记载，沧州共有女校13所。最早的女校是哪一所？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应在这3所中：由秉仁义塾改成的县立女子完全小学校、梅公祠内的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堂、马场街女校。这些地方都在运河边，最远的也不过千米。
与训盲学校隔河相望，原本有一所乐善园小学。如今，这里是博施博物馆，成为大运河畔的景点之一。
19世纪末，英国人来沧在运河边南关口西岸建博施医院，同时在医院西侧建乐善园小学。“七七事变”后，学校终止。1960年，沧镇中学迁到此处，后改名为沧县四中。1961年改名为沧州二中，之后迁出。这就是现在的沧州二中。
乐善园小学青史留名，并不限于此。这座教会学校也是沧州早期革命的秘密活动基地。1931年，地下党员张德让在此任教，这里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早期革命的秘密活动基地。早期津南共产党的领导人潘漠华、廖华等，多次来此。早期从事革命的何启君、戴其萼等，在乐善园小学读书时就入了团。
博施博物馆馆长于龙华得知这次活动后，欣然邀请大家到博物馆举办座谈会。以这里为圆心看沧州教育，饶有意味：其东，是复建后的沧曲书舍；隔河东望，是曾经的训盲学校；其南，紧邻沧州市职业技术学校；其西，是育红小学。这个小小的圆圈进了太多的东西：从明代到今天，从历史上的书舍、义学到现在高标准现代化的校园。
春光明媚，大运河边的校园操场上，一群十几岁的学生正上体育课。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塑胶跑道上疾驰而过。几百年来，多少青年才俊正是从校园出发，实现自我，报效家国，走上新的人生。历史、今天、未来，就投注到这个阳光洒落的跑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