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3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了《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农业粮食贸易自1995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不止一倍,2018年贸易额达1.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持续增长,已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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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报告发布之际,恰逢全球经济和全球粮食体系面临重要关头,需要全世界团结一致,全力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蔓延引发的全球大流行。
疫情明确告诉我们,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上,疾病以及疾病防治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会快速跨越国界。虽然疫情并非本报告的核心主题,但它向我们展示了食品生产、消费和贸易之间的密切关联。这充分说明了采用一种综合粮食体系方法的重要性,也使《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报告的发布显得更为及时。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提到:"我们必须倚赖市场,这是全球粮食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重大挑战当前,无论是2019冠状病毒疫情、蝗灾还是气候变化,都进一步突显了市场的重大意义。"
《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对世界各地的贸易和市场进行了全新的数据分析,详细分析农产品和食品市场中的主要全球趋势,力求了解如何在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取得成果,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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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沃罗涅日中央市场的一家杂货店。©粮农组织/Maxim Zmeyev
农产品和食品市场趋势
第1部分重点讨论了贸易和市场在新千年里的演变。该部分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以及技术进步和政策如何给农产品和食品贸易、贸易格局和结构带来变化。很多国家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都经历了膳食结构以及消费者食物喜好的逐步变化。这些都在经历持续转型并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等危机影响的贸易和市场上有所体现。
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中的最新趋势
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贸易量从1995年至2018年已实际增长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680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5万亿美元(以2015年价格计算,图1.1)。农产品和食品贸易这一时期在商品贸易总量中平均占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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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在2007-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达到高峰,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出现的全球衰退期间戛然停止。虽然2010年和2011年贸易有所恢复,商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回升,但全球经济减速,尤其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对贸易和商品价格均产生了严重影响。自2014年起,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开始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商品价格下跌和汇率波动,2016年至2018年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
虽然从价值看,高收入国家在农产品和食品贸易量中仍占大多数,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参与度正在不断上升(图1.1,A)。进入新千年以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全球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中占比有所上升,从2001年的约25%升至2018年的36%。同期,低收入国家在农产品和食品总贸易中的占比基本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约1.1%。
从2008年起,随着全球经济减速,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出口增长与1995-2007年间相比有所放缓,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因为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更为严重(图1.1,B)。很多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市场出口产品,由于高收入国家的市场需求放缓且商品价格下跌,低收入国家也受到影响。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进出口在2009年至2011年间继续快速增长,此后才开始出现停滞。
1995-2018年间,高收入国家组别的农产品和食品进口大于出口,而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则处于净出口状态。低收入国家组别的进口在1995年至2000年间略高于出口,随后其净进口状态显著加深,直至2011年以后情况得以稳定。
农产品和食品贸易
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食品部门加工产品的贸易(图1.2)。1995年至2000年间,食品在农产品和食品总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稳定,此后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约70%升至2018年的76%(图1.2,A)。1995-2018年间,食品出口增速加快,年均增速达3.4%,而农产品出口量的平均增速则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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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高收入国家参与多数食品的贸易,食品出口和进口占比相当。对不同收入水平的所有国家组别而言,食品进口相对大于农产品进口(图1.2,B)。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食品出口大于其进口,说明他们的出口导向型加工业普遍较为发达。低收入国家出口的特征是农产品占比较高,因为他们主要生产原材料,而食品业相对落后。
各国的出口趋向性存在巨大差异。欧洲及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各国往往与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而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洲、中东及北非区域各国更趋向于开展全球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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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农产品贸易并非在产区进行,而是出口至其他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农产品出口中约90%出口至其他区域,主要作为食品业的原材料。只有在东亚及太平洋以及欧洲及中亚,多数农产品出口在本区域内进行。
与农产品相比,食品贸易往往发生在本区域内,表明食品加工设施通常离消费者较近。只有在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内食品出口与区域内农产品出口基本相等(60%)。只有在南亚和欧洲及中亚,区域内食品贸易所占比例(南亚10%,欧洲及中亚75%)低于区域内农产品贸易(南亚约15%,欧洲及中亚90%)。
但这两个部门的总体地域分布格局基本一致。有些区域注重投资于区域内贸易(东亚及太平洋、欧洲及中亚),另一些区域则趋向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出口(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一些区域的差异更为明显。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向其他区域出口农产品,但食品出口相对集中在本区域。
就食品和农产品两个部门而言,七个区域中有四个区域(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洲、中东及北非)的区域内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例在逐步上升(1995-2018年)。而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东亚和欧洲及中亚,这一比例则在逐步下降。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产品区域内进口大于区域内出口,而其他区域则趋向于从全球范围内进口农产品,出口相对集中在区域内。食品进口也呈现相同特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欧洲及中亚除外)。在多数区域,区域内进口所占比例在逐步上升。
由于农产品和食品贸易整体增长减速,区域内和区域间贸易增长在1995-2007年间要远远快于2008-2018年间。
非洲内部贸易可能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完全实施之后出现大幅增加,农产品和食品贸易预计到2040年将在自由贸易区实施之前的基准水平上增加20-30%。
各类食品贸易
1995年至2018年间,所有食品类别的贸易均有所增加。虽然高收入国家所有食品的出口和进口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所有食品类别的出口和进口均出现增加(图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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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到高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有所增长,尤其是水果和蔬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增长四倍,低收入国家三倍);加工食品(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增长三倍,低收入国家六倍);奶类和蛋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均增长约五倍);脂肪和油(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增长约五倍,低收入国家三倍)。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奶类和蛋类以及谷物出口大幅增长(1995年至2018年间分别增长五倍和四倍以上)。
按照贝内特定律,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淀粉类主粮消费量会相对减少,高营养的肉类、油类、糖类、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增加,因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肉类和鱼类、水果和蔬菜以及加工食品等高价值产品进口出现大幅增长(图1.4,B)。
各国哪些食品参与贸易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各国在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消费者喜好。在农业领域,产品构成往往由资源禀赋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所决定。例如,很多谷物主要在温带地区生产,而各种水果和蔬菜则能在较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生产。贸易将产品从过剩地区转移到短缺地区,这一点体现在区域贸易格局中。对在谷物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谷物通常在出口中占比相对较高。而对条件更适合水果和蔬菜生产的国家而言,水果蔬菜产品在出口中占比较高(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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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那些在谷物或水果生产上不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则更依赖这些产品的进口(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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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同比较优势影响产生的贸易格局也体现在国家层面(图1.7)。例如,巴西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和农产品出口大国,其出口自1995年以来几乎翻了两番(实值)。巴西的谷物、肉、鱼、糖、可可的出口增长尤其强劲。同时,巴西的进口却基本维持不变。
越南作为一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其出口和进口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持续增长。出口增长幅度较大的食品包括肉、鱼以及水果和蔬菜。谷物以及水果和蔬菜的进口也在增长(图1.7)。
尼泊尔是一个内陆低收入国家,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在全球市场中的参与度较低。但自1995年以来,尼泊尔缓慢增加了其出口值并改变了其出口种类(图1.7)。虽然脂肪和油在20世纪90年代末是尼泊尔的主要出口产品,但由于该国的加工能力在新千年里已大幅提升,使得加工食品、茶、调味料的出口出现大幅增长。食品进口在1995年几乎为零,而2018年则已超过10亿美元(以2015年价格计算),主要为谷物、水果和蔬菜、加工食品。
乌干达也是一个内陆低收入国家,其贸易增长途径却有所不同。该国是全球十大咖啡产地之一,咖啡在该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总量中占比约35%。1995年至2018年间,除咖啡出口有所增加外,乌干达的谷物、糖和可可、水果和蔬菜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同期,脂肪和油、谷物以及加工食品的进口量也有所增长(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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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推动因素
国际贸易催生了全球化经济,而由于全球各地的食物需求和供给已联系在一起,各国就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市场。除了农业气候条件以外,各国的贸易量和贸易产品种类还受四大因素的影响,这四大因素相互密切关联,同时还代表着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增长、人口增长及人口变化、技术进步、政策都是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和影响国际贸易构成的因素。
人口增长及人口变化,加上收入增长,会影响整体食品需求和膳食结构,而后者又会在技术推动下,促使生产、市场和贸易发生变化。全球化过程的特征是市场在政策性贸易壁垒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开放,促使运输成本降低,通讯条件改善,从而提高商业化水平。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同时对食物供应、需求和贸易产生影响。
收入增长
通常,贸易会受收入的影响,而同时贸易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它能提高效率,推动技术溢出效应。然而,贸易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在1995年至2018年这个市场不断开放、贸易不断增长的时期,各国的收入增长趋势表明,全球化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之间的趋同。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高收入国家,这表明在1995-2018年间,这些国家组别正在不断赶上发达国家。然而,收入增长在低收入国家比较缓慢,表明趋同不足,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对收入增长造成了影响。高收入国家有着杠杆率更高的金融体系和不断扩大的信贷,因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经济活动受挫幅度也更大(图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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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2008年至2018年间也经历了收入增长减速,但影响相对较轻。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危机中所受影响相对较轻,其中包括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参与度有限的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些收入趋势也普遍体现在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中(见图1.1,A)。
收入增长带来重大社会经济变化的同时,还带来了食物消费方式的大幅改变, 这一过程被称为营养转型。在营养转型初期,收入增长会带来食物摄入量增加,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下降。在这一阶段,膳食的常见特征是淀粉类主粮占比相对较高,食物品种较少。下一个阶段是能量摄入快速增加,同时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量也在增加,最终结果是营养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然而,这一变化同时或随后会很快带来新的膳食结构,其特征是脂肪、糖、加工食品(包括深加工食品)的比例增加。在营养转型的最后阶段,伴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人均能量摄入增长开始放慢,膳食结构的特征变为高质量脂肪、水果蔬菜以及全谷物消费量增加。在营养转型全程,随着收入增长,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符合恩格尔定律)。
营养转型也体现在贝内特定律中。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从简单的以植物为主的淀粉类膳食结构转向更加多样化的食物,其中包括更多种类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动物源性蛋白。
汇总数据明确反映出营养转型的各阶段(图1.8,B)。在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带来了人均能量摄入的增长。随着收入增长加快,这一效应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更为明显。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一效应已经放慢,而在高收入国家,收入增长与能量摄入增长之间仅有微弱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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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定律提出的膳食结构变化也可在食物类别层面反映出来。随着收入增长,1995年至2017年间,谷物在人均食物消费量中所占比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下降(图1.9,上图)。高收入国家看似已完成营养转型,谷物消费量几乎没有变化。
但糖类摄入量(在日均膳食中所占比例)在低收入国家增加了一半以上,而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则增加了5%。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糖类摄入量略有下降。水果和蔬菜、肉类、脂肪和油的消费量在所有收入组别中均有所增加,尤其在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奶类消费量出现大幅增加。
亚洲随着1961-2011年间快速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全球化,也出现了类似的膳食结构变化。最近,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经济增长,也出现了食物消费方面的变化,从谷物、根茎类转向鱼、肉、蛋、奶、水果和蔬菜,同时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也在普遍增加。
虽然从食品类别看,营养转型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消费方式变化,但在国家层面却存在较大差异,膳食结构的演变还与人们的喜好、收入分配以及发展水平相关联(图1.9,下图)。例如,在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尼泊尔、越南等很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使得谷物在人均食物消费量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但在乌干达,谷物在人均食物消费量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与该区域膳食以玉米为主的其他国家不同,乌干达的主粮包括木薯、甜薯和大蕉。在越南等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里,膳食结构变化更快。
膳食结构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变化。但从谷物转向高能量食品的现象则更多出现在城市,虽然农村地区似乎也在收入增长和粮食体系变革的推动下快速跟上。
平均收入和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掩盖了食品需求的重要趋势,因为这些趋势与收入和能量在富裕人群和贫困人群之间的分配有关。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已成为推动食品需求和膳食构成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促使食品采购体系出现变化。
例如,非洲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促使能量摄入普通上升,对加工食品、肉、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增加。中产阶级消费者更愿意去超市或其他类型的便利店购物,并将自己的收入更多地花在外出就餐上。
由收入增长推动的膳食结构变化还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肉类和鱼类、水果和蔬菜、加工食品消费量的增加体现为这些产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加,尤其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见图1.4,B)。
本报告编写过程中,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暴发已对全球农产品和食品价值链、收入和食品需求产生了影响。2019-2020年冬季2019冠状病毒病的快速蔓延迫使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由于很多国家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必要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一场前所未有、多方面的危机已经出现。
很多国家在公共卫生、经济和粮食安全各方面面临着多重挑战,而且各方面挑战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2019冠状病毒病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为收入减少是最近几十年阻碍在降低食物不足发生率方面取得进展的令人不安的一个原因。探讨了疫情对全球贸易、价值链和粮食安全造成的直接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全球贸易、市场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采取的各项措施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所有经济活动。2020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指出,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经济活动造成的破坏,世界货物贸易量将下降13-32%。
在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初级生产、加工、贸易、物流(包括国内和国际)以及最终需求都正受到影响。2019冠状病毒病的蔓延对国内和国际食品市场、收入、就业以及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均已造成影响。
对食品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世界各地为控制疫情而实施的流动限制和部分边境关闭措施正对食品价值链物流产生影响,导致农业投入品流动和农业相关服务中止。这些干扰已对食品生产和质量、新鲜度、安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食品的批发和零售活动。农产品和食品的物流效率至关重要,尤其在危机时期。从中国武汉的经验看,各国政府可建立“绿色通道”,让产地与城市疫情暴发点对接,消除物流障碍和限制,加快速度将易腐败的营养食品送至受疫情影响的地区(http://www.fao.org/policy-support/coronavirus-pandemic/en/)。
对水果和蔬菜等劳动密集型作物而言,流动限制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因为边境关闭使季节性移徙工人难以到位。由于其易腐败的特性,水果和蔬菜特别容易受价值链中断的影响。各国政府已启动各类计划来替代移徙工人,充分说明农业要想让价值链正常运转正面临困难。例如,英国启动了名为“为英国采收”的宣传活动(https://pickforbritain.org.uk),在潜在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牵线搭桥,以保障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同时,在家吃饭的习惯与在餐厅和咖啡厅就餐不同,餐厅的关闭减少了对一些食品的需求,让农民和销售商陷入财务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往往比发达国家更脆弱,更易受到干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投入品的依赖性较低,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而流动限制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病毒尚未在粮食不安全状况较为普遍的国家大规模传播,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旦病毒开始大规模传播,预计会与埃博拉等以往流行病疫情产生类似的效应,导致收成大幅减少,食品价格飙升,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
虽然2019冠状病毒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全球食品市场依然相对平稳。谷物库存预计在2020/21年间达到史上第三高的水平,稻米和大豆出口货源充足,足以满足预期需求。在2020年5月,粮农组织曾宣布世界食品价格已连续三个月呈下降趋势,原因是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经济和物流造成的影响已导致对很多商品的需求量大幅萎缩(见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273914/icode/)。遵循有关安全旅行和贸易走廊的国际准则有助于让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保持通畅,缓解食品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促进粮食安全。
在编写本报告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临时放宽了有关特定食品的进口技术规定,以便在不牺牲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保障供应。例如,印度尼西亚临时停止对主粮(面粉、食用油、糖)的强化要求和质量要求,瑞士放宽了对食品标签的要求,为期6个月,便于进口有些食品配料和包装材料,缓解疫情带来的短缺问题。对特定活畜和动物产品的进口实施了临时性限制,尤其是来自疫情重灾区的产品。
对食物获取的影响
随着经济活动放慢速度,食物获取预计也将受到失业和收入减少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此类影响对那些在直接受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影响的部门工作的人们而言是立竿见影的。低薪非正式部门的工作者尤其容易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
虽然食品需求并不会随收入出现弹性变化,但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均存在巨大差异。疫情会对食品消费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将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包括是否具有家庭积蓄,贫困人口会因此立即陷入粮食不安全,且在中期来看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除了整体粮食安全状况恶化外,贫困人口的膳食质量预计也会下降,因为高营养食品通常价格更高(如奶、水果、蔬菜、蛋、鱼和肉)。
各国政府已采取行动加强食品安全网和社会保护机制,以保障食物获取。政府的特定措施还包括对受影响人群实施补贴、临时免税和补助。这些措施非常重要,有助于保护过去几十年在降低粮食不安全水平方面业已取得的进展。收入突然减少和经济增长中断会对食品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尤其是对高价值食品的影响,在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后,将继续成为我们的观察对象。
报告全文:
http://www.fao.org/3/cb0665zh/CB0665ZH.pdf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摘自《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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